3、农业经济
    契丹立国前，农业尚处于粗放的原始水平；立国后，历代皇帝都重视农业的开发，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辽史》卷五九《食货志》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乣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同传还载：“太宗会同初（938年），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 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为农田。三年（940年）， 诏以谐里河（今石勒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八年（945年）， 驻跸赤山（今赤峰乌尔吉木伦河源东北），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辽太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农业的管理，其对农业的重视，甚至可以推迟出猎，士兵有伤害农作物者处以军法。使农业初步得以发展，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利用。
    天显元年（926年），契丹灭渤海国， 第一次显著地扩大农业地区，但因那里地旷人稀，开发程度远不如中原地区。会同元年（938 年），从后晋割来燕、云十六州，占据了今天津市、北京市及河北北部，第二次显著地扩大了农业地区。这里地稠人密，物产丰富，又有着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会同八年（945年），耶律德光下令保护农业生产， 对辽代统治区农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辽世宗、穆宗、景宗时期，农业有较大的发展，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供应军需、民食，还是消除战争的消极影响，都需必要的农产品。《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载：“应历间（951-969年），云州进嘉禾， 时谓重农所召。 保宁七年（975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非经费有余， 其能若是？”根据《金史》卷五○《食货志》五中“月支三斗为率”的记载来计算，20万斛（即200万斗）够1万人近7个月的食用， 说明这一时期辽代国库的殷实富足。
    到辽圣宗、兴宗时期，辽代的农业生产已超越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就五京来说，南京（今北京市）和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南部原本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今辽宁辽阳市）地区的各族人民有大批人致力于农业生产，把农业区扩大到畜牧、狩猎地。还迁徙居民到农业发达的地区从事农耕。统和六年（988年）， “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今北京市密云县）、顺（今北京市顺义县）、蓟（今天津市蓟县）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1 〕（卷五九《食货志·上》）在辽代西北部和北部， 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也大力推广。 统和十五年（997年）二月，“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1〕（卷三三《营卫志·下》）品部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在此进行耕种，扩大了辽代的农业开发地区，并取得很大的成效。《辽史》卷九一《耶律唐古传》记载，统和年中，耶律隆绪（辽圣宗）“命唐古（耶律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数十万斛，斗米数钱”。使镇州（治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以西哈达桑）的农作物收获颇丰，斗米价仅有数钱。《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载：“统和中（983-1012年），耶律昭言，而北之众，每岁农时， 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即种植的粮食足以供军饷之用。同时，还推广农田水利建设。《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记载，统和十三年（995年）九月， “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水硙庄是利用水力推转石磨的庄园，既然可以用水推磨，必已开挖渠道进行灌溉了。在南京地区，“蔬苽、果实、稻梁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拓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9 〕（卷二二《四京始末》）这正是当地农田水利大为改善的结果。
    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农业继续发展。“道宗初年（1055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乃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敬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货，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之”〔1〕（卷五九《食货志·上》）。 “西北雨谷三十里”，是指龙卷风把农业收获物卷到天上，像雨一样洒在方圆30里的地方，使春州（今吉林前郭尔罗斯他虎城）的粟价一斗仅为六钱。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时，加速农业发展进度，半年就获粟15万斛。乌州（今吉林双辽西北）、春州、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属上京地区，这里本来是牧区和猎区，除发展畜牧业、狩猎业外，又成为盛产粮食的农业区。沿边诸州，因为农业不断发展，才可能进行和籴，经济“出陈易新”。
    辽代晚期，史书中多有记载粮食丰收和赈济灾民的情况。清宁十年（1064年），“是岁，南京、西京大熟”〔1 〕（卷二二《道宗纪·二》）大康三年（1077年），“是岁，南京大熟。”〔1 〕（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七年（1071年），“是岁，春州斗粟六钱”〔1 〕（卷二三《道宗纪·三》）。咸雍二年（1066年）六月，“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1〕（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四年（1068 年）正月、三月，“遣使振西京饥民”、“振应州饥民”、“振朔州饥民”。〔1〕（卷二二《道宗纪·二》）咸雍八年（1072年）二、四月， “振恩、蔚、顺、惠等州民”，“振义、饶二州民”〔23〕（卷二三《道宗纪·三》）。大康元年（1075年）七月、八月，“振南京贫民”、“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1 〕（卷二三《道宗纪·三》）大安二年（1086年）七月，“出粟振辽州贫民”。（卷二四《道宗纪·四》）大安八年（1092年）十月、十一月，“振西北路饥”、“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1〕（卷二五《道宗纪·五》）。 从不断的赈灾济民看，辽代国库的粮食充盈，农业发展出现空前的盛况。
    在天祚帝天历年间（1111-1120年），由于金兵入侵，抢占辽的大量粮食，而盐泺等地的仓粟仍没被金兵夺取，契丹统治者下令群牧人户出力搬运仓粟，并可用牲畜换取粮食。“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直太轻’。雅里曰：‘民有则我有。若今尽偿，众何以堪？’”〔1〕（卷五九《食货志·上》）。可见，在辽代末期， 农业生产仍很发达。1993年，河北滦平县出土了7件辽金时期的铁梨铧， 从农具的改进我们也可一窥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10〕。辽代统治二百年间，农业逐渐在社会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契丹民用和军备的主要食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