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手工业经济
    随着畜牧业、狩猎业、农业的发展，契丹人的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立国前，冶铁和纺织业就较为发达。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塔布敖包墓〔11〕，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墓中〔12〕，出土有大量的铁器、铜器及陶器，证实契丹立国前冶铁、铸铜、制陶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立国后，手工业飞速发展，促进了辽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手工业，主要表现在食盐、矿冶、陶瓷、铸钱、纺织等方面。辽境内盛产池盐、海盐。《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盐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辽代的产盐之地很多，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都处于近海靠湖地带。
    铁、铜、金、银等矿藏的开采和冶炼，主要在东京道。《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是曷术部者多铁；‘葛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应为天显初，即公元926年），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得州， 也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辽太宗年间，耶律羽之曾任太傅判盐铁，管理盐业和冶铁，其墓葬出土大量金、银、铁、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致，水平高超。
    陶瓷烧制，在契丹族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独创，在中国五代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辽代早期的瓷器类型繁多，既有契丹族传统的特点，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属于辽太宗时期的遗迹。墓中出土的陶器虽数量不多，但制作十分讲究，为灰陶，器外表施黑色陶衣，并采用磨光技术，陶质细腻，火候高。瓷器多为仿定窑白瓷，釉色晶莹，胎质细腻，胎体轻薄；绿釉瓷和仿青瓷也是辽瓷中少见的精品，还有褐釉、酱釉瓷等。器种有白瓷皮囊式鸡冠壶、白瓷盘口瓶、白瓷盖罐、白瓷钵、葵口白瓷大碗、白瓷粉盒、褐釉皮囊式鸡冠壶、浅褐釉喇叭口盖罐、酱釉瓷罐、青瓷双耳四系盖罐、绿釉瓷瓶、“盈”字款白瓷大碗、葵口青瓷碗等，皆为辽瓷中的上作之品。
    铸币，在辽以前就开始铸造。到辽太祖、太宗时期，钱币铸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这一时期钱币实物发现甚少，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枚“天赞通宝”，“天显通宝”有孤品存世。
    另外，还有纺织、皮革加工等手工业部门。
    辽世宗至景宗时期，陶瓷、丝织、酿酒、矿冶和金属制品等手工业继续发展。穆宗时，曾经“造大酒器，刻为鹿纹。名曰‘鹿’，贮酒以祭天”。〔1 〕（卷七《穆宗纪·下》）这种酒器在辽怀州城北窖藏中有发现。为了烧制瓷器，一些地方建筑了新窑，或在原瓷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利用。北京市门头沟龙泉务窑址（资料源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品），出土大量的白瓷片和废匣钵。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13〕属于辽穆宗时期的遗迹，出土瓷器以仿定窑白瓷为主，还有青釉、绿釉瓷器，器种有白瓷鸡冠壶、白瓷罐、白瓷长颈罐、“官”字款白瓷盘、花式口白瓷碗、白瓷长颈壶、青瓷碗、绿釉鸡冠壶、绿釉罐等，釉色晶莹，制作精致，代表了这一时期高超的烧瓷工艺。
    丝织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步，品色增多。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14〕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刻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首次发现丝织品上用金线的标本多件。
    辽代统治阶级驱使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大量酿酒，用以祭祀、宴饮。设置麹院专门酿酒机构，民间也酿造酒类。例如上京就有“酒家”，辽穆宗曾“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又“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1〕（卷七《穆宗纪·下》）
    矿冶和金属品的制造，都继续发展。史载辽穆宗凭自己高兴，随时赏赐大臣白银和金器。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金银器中以马饰具最有特色，饮食器具有银盏托、银杯、银碗、银箸、银匙等；还有大量的铜器和铁器，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在河北赤城龙烟铁矿发现辽代古炼铁遗址〔15〕，出土辽代建筑材料和大量炉渣等，已有相当规模。
    辽圣宗、兴宗时期，手工业又有新的发展。显州（今辽宁北镇），是当时绫锦的主要生产地之一。统和元年（983年）十二月， “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1 〕（卷十《圣宗纪·一》）辽代统治者经常赐给群臣丝织品，如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 “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1 〕（卷一三《圣宗纪·四》）开泰元年（1012年）八月，“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1〕（卷一五《圣宗纪·六》）
    陶瓷烧制，进一步发展。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16〕，是目前所发现的辽代规模最大和品种最齐全的一处窑场，有马蹄形窑室，以烧制粗白瓷为主，细白瓷较少。色釉陶器较多，为黄红色或灰绿色缸胎，在施釉前挂白衣，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瓷器种类多为日常饮食用具，器形有碗、杯、盘、碟、壶、瓶等，还发现有带“官”字款的烧瓷匣钵。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17〕属于辽圣宗时期的遗迹，出土的瓷器多为饮食器具，器形有绿釉长颈盖壶、茶绿釉鸡腿坛、绿釉罐、白瓷盖罐、白瓷盆、白瓷碗、青瓷碗、青瓷盘等，制作精致，造型美观，技艺超群。
    食盐的产地增多了，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宋使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述：“上国（上京）西百余里有大池，幅员三百里。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其碎者类颗盐，民得采鬻之”。这个大池指的是广济湖，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达布苏盐池。辽代的食盐，还不断流入宋朝，形成“私市”契丹盐的现象。《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载：“代州宝兴军（今山西代县）之民私市契丹盐骨堆及桃山盐。雍熙四年（987年），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 五十斤加役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北宋下令禁止民间走私契丹盐，也说明辽代食盐业的发达状况。
    矿冶和金属制作，在这一时期不断得到发展。 “圣宗太平间（1021-1031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 兴冶采炼自此以迄天祚，国家皆赖其利”。〔1〕（卷六○《食货志·下》）。 太平七年（1027年）五月，“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冶，从之。复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银之矿”〔1 〕（卷一七《圣宗纪·八》）。辽代赠送宋朝皇帝和赐给西夏国主的礼品中，有很多的金、银器，群臣立下战功，也经常能得到银器的赏赐。统和四年（986 年）五月，“斜轸遣判蒲姑奏复蔚州，……乘胜攻下灵丘、飞狐，赐蒲姑酒及银器。……十一月，郎君拽剌双骨里遇宋先锋于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1 〕（卷一一《圣宗纪·二》）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巴林右旗庆州白塔、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辽宁朝阳北塔，都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而以陈国公主墓的金、银器最为精彩。除两套完整的金、银殡葬服饰（包括金面具、银丝网络、鎏金银冠、金银蹀躞带、金花银靴等），其他多数为饮食器具、马饰具、日常生活用品，共计178件金银器，制作精致，数量多，种类全，证实了辽金、 银器制作的繁盛状况。在多数辽墓中，都发现有铁器及铜器，包括农业生产工具、饮食器具、兵器、马具等，说明冶铁、铸铜都有很大的进步。
    铸币继续出新，《辽史》卷六○《食货志》下记载：“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藏钱，赐南京诸军司”。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钱币窖藏中〔18〕，出土有“重熙通宝”、“统和通宝”等。为了促进辽地经济的发展，辽政府力求吸收宋朝的铜钱入境，还禁止辽代钱出境和毁币铸器。在开泰年（1012-1021年）中，“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1 〕（卷六○《食货志·下》）“重熙元年（1032年），……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者处死”。〔1 〕（卷六三《刑法志·下》）。
    此外，还有武器及交通工具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