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国务院还组织一批中苏问题专家就7月3日指令(NSSM-63)所形成的文件草案进行讨论。这些专家包括鲍大可、高立夫、弗雷德·格林和马歇尔·舒曼，他们基本同意该文件的分析，但认为过于低估苏联先发制人的危险性，因为即使是一次非核军事打击也会给日本、亚洲其他地区乃至西欧带来巨大的影响。专家们建议：首先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反对任何中苏敌对行动的升级；其次与苏联人私下进行会谈，阐述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31)
    专家们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基辛格的担忧。9月4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继续在圣克利门蒂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基辛格明确指出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惹人厌烦的情形，即确立了一个大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被确立，那么对美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计量的。因此基辛格认为当前对于美国人来讲，仅仅研究核武器对健康和安全因素的影响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在欧洲核政策等因素。那么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应向苏联人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担忧，并劝阻他们不要贸然行事。(32)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基辛格的观点。国务卿罗杰斯并没有把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近期苏联的各种试探，是一种好奇而不是信号。显然苏联受到中国问题的困扰并正在进行艰难的抉择，尽管不能排除苏联进攻的可能性，但是他不相信这种状况会发生。因为如果苏联一旦进攻中国，它将不得不冒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罗杰斯认为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超过50%。(33)
    虽然罗杰斯向尼克松阐述了国务院的观点，但显然并没有得到认同。基辛格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苏联人(达维多夫)不会如此随便地提出那样的问题。9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在递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支持了基辛格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图谋进攻中国核设施的行为做出明确的反应，将会被认为是美国默许了苏联的进攻计划。为避免给人这种印象，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即美国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34)
    在基辛格眼里，苏联通过各种渠道试探美国的反应，根本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明确的信号，虽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苏联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它加深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特别是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默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势必给缓和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此时中美之间并无正常官方沟通渠道，除了在媒体上明确自己的态度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就在基辛格一筹莫展之时，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三、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与美国把中国纳入核军控体制的战略启动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率队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针对近来关于苏联试图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的传言，周恩来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35)。最后双方一致同意，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36)。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武装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37)。9月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苏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并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代表团准备与中方进行谈判(38)。显然中苏双方已从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退却了下来。
    关于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谈，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突然，尼克松是从报纸中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并召见基辛格询问他的看法。因为无法掌握更多的信息，基辛格只能从会见的联合声明进行分析。他认为声明中并没有使用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表明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至于尼克松询问双方的会谈是否表明中苏之间的缓和，基辛格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斗争。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登了一名与苏联官方有着密切联系的记者的文章，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基辛格的观点，该记者在文章中谈到了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并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39)。为了应对中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9月17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小组成员对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增强美国侦察飞机对中苏边界的侦察？如果苏联对中国沿海和香港港口进行封锁，美国将如何应对？一旦中苏爆发战争，美国在北越问题上的战略对策是什么？等等。(40)
    虽说中苏之问的争吵自9月11日以来开始降温，但在基辛格看来这也许是大举入侵的前奏。9月29日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回顾了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活动，并指出他非常关心美国对这些试探的反应。他认为“苏联对他们的对华政策可能还不确定，而我们的反应可能影响他们的打算……苏联可能利用我们在中国和世界上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正在秘密协商，而且很可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处之泰然”。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没有玩弄这些策略(41)。然而在尼克松还没有来得及就这些建议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准备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10月20日中苏两国边界谈判在北京复会，中苏敌对态势得以进一步缓和。不过对于基辛格来说，他仍持怀疑态度，认为程序性的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
    11月10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最终完成了关于中苏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美国对策的报告。报告共提出了14点应急措施，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关于美国如何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公开强调其公正、不卷入的立场，敦促中苏双方不要使用核武器，通过谈判恢复和平，并采取步骤避免任何挑衅行动。如果敌对行动由苏联挑起，那么美国应该表达强烈的关注；如果使用核武器，那么美国应该强烈谴责这种行为。这些观点应该私下地告之苏联人与中国人。如果中苏之间发生常规武装冲突，美国不会显著地改变对苏联的双边谈判立场。但是如果苏联使用核武器，那么美国至少将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这份报告制定于中苏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但完成时中苏之间已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和后撤边界军事人员。与同一时期关于美国从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进行分析的NSSM-63报告相比，该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在中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对策，因此具有应急的特点。(42)
    虽然由于中苏边界局势的相对缓和，这些措施已失去了实施的意义，但是此次危机还是使得美国决策者着实紧张了一阵。事实上除了反对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外，尼克松政府也害怕苏联此番核讹诈会逼迫中国反应过度，促使其加入核军备竞赛，那样美国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而此时美国情报部门完成的一份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评估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该报告在论调上与2月27日的国家情报评估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在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指出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在分析中国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所遇到的诸多技术、资源和国内等因素以外，特别详细分析了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威胁给中国战略武器计划带来的影响。报告认为“苏联军队的大规模集结和近来边界尖锐的冲突，已经增大了北京对苏联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担心”。对于苏联的威胁，报告认为中国可能选择有三：一是中国的恐惧可能刺激他们采取紧急行动以尽快部署；二是推迟部署，至少是推迟那些对苏联构成明显威胁的武器，否则会增加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三是改善其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和火力，在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在常规武器水平上与苏联发生冲突。报告并没有对中国将做哪种选择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认为中苏对抗将可能继续成为影响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重要因素。(43)
    此后，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美国对华核战略逐渐开始考虑把中国纳入核军控机制上来。
    总之，尼克松上台伊始，虽说有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但在具体行动操作上极其谨慎，其对华核战略与前任约翰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仍然在强调中国核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对其进行遏制，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方法似乎并不多。中苏边界冲突确实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最初美国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还理所当然地把中国作为冲突的挑衅者，并不想更多地卷入中苏之间的冲突。不过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有关苏联打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流言逐渐增多，甚至在官方渠道苏联外交官员开始对美国进行试探，这时美国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苏中三角关系初露端倪。如果中苏边界冲突仅仅维持在常规武器的对峙上，尼克松政府不会如此严重关注，毕竟中苏关系恶化已有十年，中苏边界纠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美苏中都是有核国家，核因素的存在使得中苏边界冲突变得与以往不一样了。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完全被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会被中国视为美苏勾结，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苏联仅仅是以试探来逼迫中国重回谈判桌前，那么这种核讹诈也可能会使得中国加入到核军备竞赛，为正在准备与苏联进行裁减军备谈判的美国带来极其复杂的局面。因此中苏边界冲突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核因素却是加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