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廷敬，山西阳城人（泽州，今属晋城），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自任翰林院庶吉士起，共历28任。其中曾任工、户、吏、刑四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在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有9人中进士，6人任职翰林院，25人有诗文流传至今，可以说是当地的大族。后人说，“本朝山西相者三人，一吴沁州，一陈泽州文端，田公与为鼎足，盖山西庞厚之气所钟发者哉！而陈泽州则自其先世已居阳城，今其子孙亦多占籍阳城者”（注：乾隆《阳城县志》卷16，“志余”，第126页。）。从口气上看，乾隆时的地方志作者并没有完全把陈氏视为本地的土著，因此选举志、人物志上面没有任何关于他们家的记载。
    实际上，据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所撰《陈氏上世祖茔碑记》：“余先世乃濩泽永义都天户里籍也。其聚族而居者，则地名岭后之半坡沟南也。余七世祖后徙居阳城县郭峪中道庄，乃明宣德四年也。”（注：栗守田编注：《皇城石刻文编》，第49页，1998。）濩泽即泽州和阳城的古称，所以陈氏自明初就已居于该地。“陈氏自宣德初七世祖讳林迁阳城中道庄，乐其山岩水泉之胜，居焉。六世祖讳秀，有诗名，以人材为西乡尉……西乡公子珏为滑尉，赠户部主事。户部公子天佑，明嘉靖甲辰科进士，历官陕西副使……副使公于先公为曾伯祖，曾祖讳修，隐居耕稼，以余粟惠乡人……祖讳三乐，慷慨有节概……初赠光禄大夫……考讳经济，诸生，初赠文林郎”（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在此地已定居了200多年的时间，一直属于缙绅人家。陈廷敬的母亲也来自沁水名族张氏，外祖母更是当地在明万历时作过吏部尚书的王国光的孙女，可见亲族之间也是赫赫有名。
    从陈氏迁入郭峪中道庄算起的第二代，陈秀以荐举为西乡县尉（典史）。此后则代有官宦出，最重要的应是陈廷敬的五世祖陈天佑，曾任陕西按察副使。但陈廷敬祖上这一支，如前述，至其高祖这一辈，似乎就没有出仕。高祖陈修“隐居耕稼，以余粟惠乡人”；曾祖陈三乐“隐居自甘，为善不倦”；祖父陈经济“高蹈不仕，笃孝尚义，乡党推重之。人有争讼，以片语解之。无不悦服。里人有‘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之誉。祀郡乡贤祠，征入一统志”（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3页下、24页上。）。他们虽然没有任何功名，所获荣衔皆因陈廷敬后来身居显位而追赠，但却可以算作地方精英或者地方权威。地方上调解纠纷、赈济灾困、和睦亲族这些士绅的基本职责，他们都在履行。直至陈廷敬的父辈，才重返宦途，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在明末“学博不仕，燕居图书满前，教子弟以道义”，到顺治时才中了一个乡贡（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5页上；卷8，“选举志”，第15页上。），并未仕官。
    二
    对于士大夫在乡里扮演积极的角色，古代中国早有强调，而这一强调自宋以后尤为突出。张载、程颐、朱嘉、范仲淹等努力重建宗族组织，实际上也有稳定社区的意义。譬如范氏义庄的《规矩》制订各种条文，主要就是为了赡养贫族，甚至支持教育、婚丧嫁娶等事。另如修谱，也是为了敬宗收族，以弥合各种矛盾。与此同时，程颐又在晋城搞了保伍法，神宗时的所谓“蓝田四吕”制订的《吕氏乡约》又被南宋的朱熹发扬光大，目的也是要乡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随着地方士绅力量的不断扩张和基于经济变动的社会流动性增大，这种趋势日益得到强化。它不仅是地方士绅自己的实际和道德要求，也为各级统治者所提倡。明太祖在里甲之外，建立社坛之制、老人木铎之制、乡饮酒礼等等，充分显示了对基层教化控驭职能的重视。到明中叶社会动荡加剧，国家无力对地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因此如王阳明等便大力推行乡规民约之制，分别出现了《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吕坤《实政录·乡甲约》、刘宗周《乡保事宜》、陆世仪《治乡三约》之类名著，同时要求士绅在其中身体力行，起主导作用。
    如刘宗周的学生张履祥就曾批评那些“卿士庶人”，“燕息深居，坐资岁入，几不知稼穑为何事”，与农民之间产生鸿沟（注：《杨园先生全集》卷19，第21页上、下。）；至于奴仆，就更得不到关怀照顾：“予所见主人之与仆隶盖非复以人道处之矣，饥寒劳苦不之恤”（注：同上书，第25页上、下。）。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缙绅之林下者，亦和颜与谈农事，劳苦而慰藉之。”（注：《泉州府志》卷20，第21页上-22页下。）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晚明士大夫，更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团结社区和领导社区，来与朝廷分享权力（注：参见沟口雄三：《所谓东林党人的思想--前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5号（1978年3月），第203页。），这些手段包括建立乡校，对本社区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和政治管理，建立同善会之类济贫的慈善组织，此外还领导社区百姓开荒、防洪、赈济或修建公共工程（注：参见夫马进：《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国福利史上的地位》，《史林》第65卷第4期（1982年），第37-76页；森正夫（Mori Masao）："The Gentry in the Late Ming-An Outlin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ih-ta-fu and Local Society,"Acta Asiatica,no.38（1980）：47-51;Joanna Handlin:"Benevolent Societies: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Ch'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6.2（May,1987）：311。）。士绅的这些社区职责在清康熙时颁发的《圣谕广训》中得到集中说明，那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注：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3页注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