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识者指出，17世纪普遍的骚乱，从佃农、奴仆的小规模起事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充分显示了旧秩序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关心个人的道德进步，而且更关心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恰好并不强大而有效，因此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并不能真正指望依靠政府来恢复秩序。他们通过建立地方慈善组织、学校、社区协作和救济组织，还刊行和宣扬善书，来行使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在功过格这类善书中，作者劝告士绅要在社区中扮演善人的角色。如果一个地方对佃户慷慨解囊，那么后者在感恩戴德之余，会去向神祈祷保佑，而这个地主会因此而大病速愈；如果哪位富绅发起过赈灾，他就会活到90岁高寿（注：Cynthia J.Brokaw: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2,173-174.Prin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士绅对稳定地方秩序的焦虑和关怀。当然，这种做法也符合当时批判“空疏之学”、倡导求实致用之风的思想氛围，与先儒的修齐治平理想亦相一致。
    陈氏一家对此也是身体力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陈廷敬的祖辈在乡里调解诉讼、扶助贫困等方面的行为。到陈廷敬的父亲陈经济时，他也是“治家勤俭，以其余赒给乡人。戊辰捐谷焚券，乡人感德，诣抚军请旌奏。先公知之，遽追抑其事。数日，人益感奋，罢市辍农，叠上状郡县求请旌建祠。郡上之方伯，方伯上之抚军，皆交口嗟咨，竟通牒礼部。先公闻之大惊，自草状辞……”（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在上辈的影响下，其他子弟也身体力行，如陈廷愫，“处家庭间恩义兼尽。凡抚孤、济急、赈荒，莫不引为己任……又私出粟行朱子社仓，惠更溥”（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0，“人物志·宦业”，第26页上。）。对陈氏的此类举动，清初名臣魏象枢曾撰诗赞扬说：“古道何能遘？高风尚在今。恫矜原素念，桑梓况关心。尽饱仁人粟，争得义士吟。贞珉书不朽，遍满太行阴。”（注：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7，《陈太翁出家谷赈饥，乡里德之，赋呈说岩先生》。转引自高翔：《陈廷敬述论》未刊稿，1998。）
    陈廷敬本人的思想与其家族前辈显然是一致的，或者从他的思想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其家人的观念。他曾表示，对古礼中基层社会的“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之意”非常羡慕，认为“今之乡不得齿于古之州，独不可以齿于比、闾、族、党乎！”（注：《午亭文编》卷35，《刻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序》，第11页下－12页下。）对于老家郭峪那些因为没有土地而人死无处理葬的穷人，他也表示同情，并主张对他们进行帮助（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5，“艺文”，《义冢碑铭》，第30页下。）。在京师作官的时候，有人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作三晋会馆，“欲使乡之士大夫从宦于京师者，岁时伏腊，以时会聚，敦枌榆之义，饮酒献酬，雍容揖逊，宴处游息之有所也”。他更是大加赞扬，感慨说：“天下之物，苟为我所自有，未有不思诒其子孙者也，然金谷之池台，平泉之水石，旦暮而失之矣。京师天子之都，贵人富家侈土木之费，楹桷雕焕，飞甍蔽衢，行路指目，一再过焉，而不胜盛衰兴坏之感，彼之念其子孙者何如耶？而公举所以遗子孙者，共之乡人，如脱敝屣，益其所见者远矣。”（注：《午亭文编》卷38，《三晋会馆记》，第11页上－12页上。）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乡绅在社区中的角色如此，若遇兵荒马乱，他们就更要肩负起守望之责。
    三
    陈廷敬和其他人都曾对阳城和郭峪的地理特征做过描述。从大形势来说，“太行西来几万里，至阳城迤南百里，崭然而尽，如化城蜃楼，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谓之镇。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岩麓为篱落，相保聚，或间百步，或数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注：《午亭文编》卷45，《故永从令张君行谷墓志铭》，第16页下－17页上。）。是一个可以自保一方的地理单元。或说“县在山中，冠盖罕至，人鲜杂处……土虽瘠而户不甚贫，地虽偏而仕宦辈起”（注：乾隆《阳城县志》卷3，“风俗”，第24页上。）。或说“吾所居镇曰郭谷者，连四五村，居人三千家，旨在回峰断岭、长谿荒谷之间。地最硗狭，耕牧无所。其土方数晦者，少其狭者，不可以画，遂沟而广者，不可以经……既少而悉归于有力者。其子孙或世守其先人之产，而重转鬻诸人。其人好力作负贩，尚俭啬，四方来居者人日益众，而田日益不足”（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5，“艺文”，《义冢碑铭》，第30页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竟成为明末清初的兵家往来之地。
    从崇祯三年始，陕西农民军大举入晋，像后来的主力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都在山西活动，其中又以王嘉胤部实力最强。“崇正四年，河曲流贼王嘉印转掠至阳城。阳城总兵曹文诏追及与战，斩之。其党复推王自用为首，号紫金梁。又有老回回亦其部帅”。这时，史籍记载王自用会合的起义军共有三十六营，声势浩大，在山西与明军流动作战，互有胜负，至崇祯六年初自山西转至畿南。在此期间，“五年，紫金梁等犯县之郭谷、白巷、润城诸村，杀掠数千人而去……九月，贼众数万自沁水武安村入县之屯城、上佛、白巷、郭谷、北留诸村……”（注：乾隆《阳城县志》卷4，“兵祥”，第24页上－25页上。）。
    由于郭峪亦为农民军兵锋所及，作为一方大族的陈氏当然是农民军打击的对象。陈昌期兄弟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余乡僻处隅曲，户不满百，离城稍远，无险可恃，无人足守，日夜焦心，谋所以避之”，于是“筑砦楼御寇，保聚一乡”。他们“掘地为井，筑石为基”，建造一楼，楼长三丈四尺，宽二丈四尺，三间七节，高十丈（注：陈昌言：《河山楼记》。见栗守田编注：《皇城石刻文编》第54页，1998。）。这座堡垒式的建筑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考验，一次就是农民军的围攻，“贼攻围数日，以为水绝必出，乃从楼扬水以示，贼始去。盖楼下预掘井也”。第二次是清初姜瓖据大同叛，“贼党张斗光据州胁书以招，昌期登楼裂书，骂不绝口。贼怒围楼三昼夜，旋闻天兵北下解围，散”（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忠节”，第25页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