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人口问题应当属于基础性的研究，于经济史、社会史尤为重要。但是，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数量问题，自古至今都是非常艰难的课题。其中，宋代人口研究的难度最为突出，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始终困扰、吸引着有关学者，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像是一个瓶颈，阻碍着宋史研究的进展。笔者初涉这一领域时即发现宋代有关户口的数字混乱、矛盾之状况，令人惊诧，深感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一步步地拾级而行，才有望接近谜底。在此所要做的初步探讨是：宋代每个家庭单元也即每户人家，实际上有多少口人。
    一
    一个经济独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做为社会细胞，其人口的数量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是以一对夫妻为基数的。其人口数量的变化主要在于子女的多少。我们所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首先考证一下宋代每户的子女数量概况，也即繁殖率。
    有关子女数量比较系统的资料，主要在文集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中。为此，笔者采取抽样的办法，从以下10部两宋文集中提取数据：（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3）曾巩《曾巩集》；（4）蔡襄《蔡襄集》；（5 ）王珪《华阳集》；（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7）汪应辰《文定集》；（8）陆游《渭南文集》；（9）陈亮《陈亮集（增订本）》；（10 ）朱熹《朱熹集》。这10部文集提供出443位已婚者的子女数量， 可使我们观其大概。需要说明的是：（1）子女未成年而夭者不计， 即所统计为净繁殖率；（2）夫妇重复者只计其一；（3）除非明确说明无子女绝后者，其他因各人文体等原因没有记载子女情况者不录（数量很少）。
    以上443人的子女共2457人。平均每人也即每户子女5.54人。 子女20人以上者3人，10人以上者39人。子女最多者为宗室赵从信，凡35人。无子女者5人。
    2457个子女中，男子1388人，占总数的56.5%；女子1069人，占总数的43.5%。每户平均有男子3.13人，女子2.41人。男女比例理应大致持平，以赵宋宗室为例：“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注：《宋朝事实类苑》卷33《置宗正及教授等官》。）这里之所以男多女少，一是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所致。如两浙处州居民“生男稍多，便不肯举，女则不问可知”。致使当地男青年无妻可娶，只好到外地买婚（注：《范成大佚著辑存·奏札·论不举子疏》。）。二是同样原因，个别人的记载中可能忽略了女子而未计，也即实际生活中女子的数量可能会比统计数多一些。
    以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比较而论，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差异。除不详地 16人共有子女68人外，北方116人，子女共720人，平均每户子女6.20人；南方310人，子女共1669人，平均每户子女5.38人。北方比南方每户平均多出子女0.82人。南方户均子女较少，主要是由于环境容量有限而盛行杀婴习俗。如江东路：“安于遗风，狃于故习……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子，即其土风。”（注：《宋会要·刑法》2之58。）又如江西路：“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赡， 即委弃不顾。”（注：《漫塘集》卷33《故吏部梁侍郎行状》。）湖北岳州、鄂州等地，每户习惯上只养育2个男孩、1个女孩，此外所生者一律弃杀（注：《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子女共3 人，大大低于平均子女数。典型的是福建路，不举子之风最盛：“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宋史》卷173《食货》上 3。）。尤其是其中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等地，通常只要一个独生子， “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注：《郧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一些地方的富人之家也“不过二子一女”而已（注：《龟山集》卷3《寄俞仲宽别纸其一》。 ）。事实证明，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广大家庭的子女数量普遍少于北方，和我们得到的数据所显示的差别正相一致。本统计中南宋198人， 子女10人以上者仅8人，最多者为12人， 进一步证明了南宋时也即南方地区家庭子女普遍不多。
    据《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按传统的天下九州划分，各地户均子女数如下：冀州人五男三女，兖州人二男三女，扬州民二男五女，荆州民一男二女，豫州人二男三女，雍州人三男二女，梁州不载此数。其数相均，每户子女5.5人。与笔者统计的户均子女5.54人基本一致。 为论述简便，不妨暂且认定宋代每户平均子女数为5人。
    据此试作推论。一般而言，一户家庭以三代同堂为标准。设夫妻二人为基本，加上3男2女共5人，组成基本人口7人。儿媳1人，第3代孙子孙女2人，应为10人，减去出嫁女儿1人，则为9人。 以后的变化为次女出嫁，次子娶妻，保持均衡，再往后便是只增不减。且看下文的家庭寿命分析。
    据收集到的502位男女的卒年统计，平均寿命为57.26岁，其中男子58.55岁，女子55.97岁。婚龄数据不多见，而且多是女子的婚龄。据收集到的41位女子婚龄统计，平均为19.5岁。以女子为准，设22岁生育，35岁以前结束生育5 人的标准（此段大部分时间内是在其长辈的大家庭中），45岁前有第三代人。至56岁去世前，其长子约35岁左右，最小的孩子约21岁左右，其长孙约14岁，至少有4位子女已婚嫁， 长子房子女仍是5人，次子房3人，即使最小的儿子尚未生育，那么，此时的家庭人口为：第一代2人，第二代3子3媳或2媳至少5人，第三代8人，共15人。这是就一户家庭的形成而言，就全社会而言，不能不考虑三代同堂家庭寿命。二代家庭的完成（21～35岁）约14年，三代家庭的形成（21～44岁）约23年，以后的22年则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寿命。考虑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并已安葬才能分家，所以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实际寿命至少会延长三年。这20多年中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使二代家庭人口由7 人翻番为15人。从社会角度考虑，二代家庭人口与完成的三代家庭人口相均，以三代家庭初步形成为准，如前文所说，户均人口约9人。
    以上统计的数据来自士大夫的文集，而能让这些士大夫撰写墓志行状者，多属官员、文人、富室或其亲友。上述户均子女数及推论的血缘家庭人口，主要是指中上层人户而言。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判断，因为以下两个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
    其一，上层人家的成员实际上更多。如一妻之外，往往另有妾一人或多人，相应地还有若干奴婢和依附的亲属，家庭人口常数倍于普通百姓。仅据《宋史·忠义传》所载，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全家赴难的官员、大户人家有具体人口数字者如下：
    温州通判曾怘，在越州被金兵杀其全家四十口；
    袭庆府知府吕由诚，全家四十口被杀；
    世居潍州的朝议大夫周中，阖门百口皆死；
    徐州知州王复，阖门百口被杀；
    西和州知州陈寅，与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留城坚守；
    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
    蕲州司理参军赵与裕夺关求援，留城的全家十六人遇难；
    淮宁大豪陈亨祖，举家五十余人皆死。
    以上8例，家庭人口最少者也有十余人，平均每户大约为70 余人或更多。是为这部分人家的综合家庭人口，自当包括亲属、奴仆在内。
    其二，社会下层的家庭人口受物质条件的制约，自然不会很多，但距标准家庭人口并不远。这是因为，生活条件虽有限，但生活标准各不同。我国家庭因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固然不少，但并不因为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也很多。所谓“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注：《净德集》卷2《奉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即是事实。 吴泳在《汉中行》中提供的就是典型例子：“三人共一碗灯，通夜纺绩衣鬙，八口同半间屋，煮椎冰常不足。”（注：《鹤林集》卷2。）这户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住又很拥挤，可谓至陋极贫，但仍有8口之众。再看东京开封的一个例子：“（苏颂）在馆中时，雇得一婢。问其家何为？云住曹门外，惟鎚石莲。问一家几人各？何为？云十口皆然，无他业。”（注：《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全家靠加工果实为生，属于城市的下层，也多达10人。这两例户均人口在9人左右，与前文推论数相吻合。
    一个社会当然并不都是标准家庭，还有一定数量的小家庭和鳏寡孤独存在，社会户均人口一般而言，约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