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绍兴府）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其时的户数需推算。 元丰二年（1079 年）为152922 户（注：《元丰九域志》卷5 。 ）， 嘉泰元年（1201 年）为273343（注：《嘉泰会稽志》卷5《户口》。）。122年间增加120421户，每年平均增加987户。淳熙八年距嘉泰元年前20年， 则淳熙八年时大约有253603户。当时“绍兴八邑，余姚、上虞号为稍熟”（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朱熹所说的是受灾的其余6县之人口。 平均计算，这6县大约有190202户，户均约7.3人。
    宋光宗时，湖北鄂州“七县主客户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注：《朝野杂记》甲集卷18《荆鄂义勇民兵》。）。户均4.7人。
    宋理宗时，两浙庆元府慈溪县“主客二万余户，计一十五万六千三百余口”；“定海县户主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户，计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户，计六千五百四十一口”（注：《宝庆四明志》卷16《官僚》；卷19《户口》。）。慈溪县户均7人强， 定海县户均2.9人。一府两个县的户均人口相差一倍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当是两县户口统计方式不同，定海县的人口数不是全部人口数。
    宋理宗时，两浙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户均5.9人；宋度宗时，“户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 口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5.5人。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资料，或是互相矛盾，或是户均人口过多、过少而不可信，都是宋代户口统计制度混乱所造成的。（注：以四川为例，据宋仁宗时丁度言：“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长编》卷168 ，皇祐二年六月末）。下户即户均10余人，似不真实。而南宋高宗时汪应辰言：“宣抚司委官将梓潼、阴平两县灾伤去处，每县约三千户，每户三口”（《文定集》卷4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 户均3人，与前述户均10余人差别太大，也不可信。又如两浙庆元府定海县，南宋时曾受灾，其中的清泉乡“以户计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计者四万三千九百六十四”（《浣川集》卷4 《乞将清泉两管均济摘济札子》）。户均竟34人，更难置信。疑“凡”字为“八”字之误（下文“以口计者四万”云云，数字前无凡字），若然，户均5.3人。）
    根据以上资料估计，南方地区中户户均10人，但东南地区个别地狭人稠的地方户均人口较少；下户户均约为5人，坊廓户户均约5人，客户户均约5人。综合考虑，南方地区户均约6人。
    南方地区户均人口少于北方地区，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南方多土狭人稠地区，如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路都属人口大路，已形成人满之患。有限的环境容量制约了家庭人口发展，如前所述，南方盛行杀婴以限制人口即是主要表现。另一减员方式是出家为僧。如汪应辰言，福州“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注：《文定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家庭人口因而减少。
    二、在此环境和经济背景下，加以为躲避官府的赋役剥削，南方地区习俗热衷于父子、兄弟分居，营造小家庭。按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一个家庭的寿命，随长辈寿命而存亡，长辈去世后确切地讲是服孝三年并已安葬后才能分家（如长辈去世后仍不析居，便是官方极力推崇的“义居”）。本文之所以按三代同堂为一个标准家庭，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宋代颇多长辈尚存便分家的情况，有关事例绝大多数在南方地区。如广东，早在南汉时就有“祖父母、父母在，子孙既娶，即令析产”的法令和习俗（注：《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五月己巳。）。入宋后屡禁不止，仍是“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注：《永乐大典》卷21984，章楶《广州府移学记》。）。 四川地区同样如此，“亲在多别籍异财”，乃《宋史·地理志》中特别指责之地。东南地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南之俗，土狭而赋俭，民啬于财，故父祖在，多俾子孙自营其业，或未老而标析其产……贤士大夫每以为病也。”（注：《南涧甲乙稿》卷16《铅山周氏义居记》。）此风愈演愈烈，至南宋绍熙三年，法令不得不做出让步，予以修正：“户部看详：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即只要长辈自愿，立有正式文书而分居者，官方不再追咎法律责任，予以默认，从而使析居之风合法化。由此可知，南方地区的家庭二代同堂者多于北方地区，规模较小，户均人口较少。至于诡名户诸问题影响的家庭规模，属于户数问题，另文再论。
    家庭人口的初步推论，为笔者的宋代户口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如果所论大致符合实际，以此参照，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关户数是否可靠。据笔者另文专论的研究及葛剑雄教授的《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证明，传世的宋代总户数基本可靠。 若以《元丰九域志》所载全国16569874户为准，设北方、南方户均7人， 则宋神宗时全国在籍人口约一亿一千余万。此外，户口史料统计中的“丁”、“口”之辩及“女口”问题等，也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望圆满解决。就目前而言，笔者的研究至少表明，史料中宋代户均二口或二丁左右的记载，不是实际情况，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同居同财的血缘家庭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