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方地区的情况,由于时间、地域跨度大等原因,比较复杂。众多的资料数据不一致,令人一时难以适从,更需认真对待。先看中上户的情况。 北宋时,吕陶言:“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丁)、保(丁)而失业者,十常四五……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注:《净德集》卷2 《奏乞相度逐界坊场放免欠钱状》。)四川人吕陶所指的是全国情况,自然包括南方地区,也即南北方的中上人户,户均人口约为10人。具体如他说四川彭州九陇县“有园户三百家以来,约及三千人”曾闹事(注:《净德集》卷11《申帅府并二司状》。),即是户均10人。 南宋初张守言:“(淮南)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注:《毗陵集》卷5 《论淮西科率札子》。)拥有百亩之田的淮南中户,户均10人,与前一致。 南宋袁说友在《峡路即事》诗中透露:“双牛只叟一横犁,白水插秧透面肥。是处喜经连夜雨,田家十口可无饥。”(注:《东塘集》卷7。)所言峡路,即四川东部的夔州路和梓州路。 有两头牛的人家应属中户,仍是10人。 南宋时的南方地区,“诸州县铜匠无虑千百家,家有十数口”(注:《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庚戌。)。 此类手工业者也应属中户,户均10余人。 以上所言南方地区中上等人户的户均人口,与北方地区一样,普遍认定为10人。但东南一些地区情况有异。如福建泉州清溪县,因山地硗瘠,当地居民“两儿只肯育一儿”,所以“大家有田仅百亩,三二十亩十八九。父母夫妻子妇孙, 一奴一婢成九口”(注:《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有奴婢2人的家庭,自属中上等人户。9口之家中,血缘家庭人口三代同堂仅有7人。 下等人户的有关数据多是赈灾时的资料。 南宋人董煟言,救荒时官府若向饥民发放一斛粮食的价钱,“可供一家五七口数日之费”(注:《救荒活民书》卷2 《义仓》。)。户均约6人。 宋孝宗时朱熹言:江东南康军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阙食饥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数内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注:《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饥民总数为217883人,户均7.3人。 宋孝宗淳熙二年,刘珙知建康府、江东路安抚使,适逢灾害,“籍农民当赈贷者若干户,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户当赈济者若干户,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注:《朱熹集》卷97《刘珙行状》。)。可知主户家庭中6人以上为多,客户家庭多为5人左右。 淳熙十一年,湖北大旱,鼎州、澧州尤为严重。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赵善誉“躬走村落,妩慰饥赢,得户四万余,口二十万”(注:《攻媿集》卷102《赵善誉墓志铭》。)。户均近5人。 宋光宗时,临安府水灾,需赈济者“计五万余家,约三十万人,大人小儿各居其半”(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蔡勘奏。)。 户均约近6人。 宋宁宗时,知抚州陈蕃寿言:“本州土瘠民贫,秋苗之数不多。去岁旱歉,抄札到三万九千户,计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九十口。”(注:《宋会要·食货》68之102。)户均4.7人。 佃农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处于社会底层,最为贫困,家庭人口更少些。据宋末方回言,两浙秀州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年食十八石”(注:《古今考》卷18《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户均5人。 另有一个案例提供的数字也可参考。宋太宗时,江西虔州有3 人犯法,“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注:《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3家共15人,户均5人。 南宋时有一些比较可信的城镇人口数据,从中可得到坊廓户的综合户均人口。 江东徽州:居民“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注:《新安志》卷1《户口》。)。户均5.3人。宝庆年间,坊廓主户“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户均4.5人; 坊廓客户“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注:《弘治徽州府志》卷 2。)。户均4.4人。 两浙镇江:嘉定年间,“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府城户均3.9人,江口镇户均4.3人。咸淳年间,“在城五隅户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4.4人。 两浙临安:宋宁宗嘉泰元年临安城中大火,无家可归者、“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口,大人四千七十七口,小儿一千二百六十八口”(注:《宋会要·食货》58之23。)。户均4人。 以上东南地区三城的坊廓户家庭人口,大约户均近5人。 洪迈《夷坚志》一书,记录的是宋代社会生活风俗,其中无意间透露的家庭人口数字,应当是真实的。从中找到南方地区(全是东南诸路)城乡平民百姓(仅限平民百姓)确切或比较确切的家庭人口数字23例,可作为简单随机抽样调查。现列表如下(见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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