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望族：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该研究的最新成果。明清时期的望族不同于一般的世袭皇族，它的兴衰直接折射出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该书详细探讨了上海地区望族的源流和兴衰及对明清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反映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总体概况。佐藤仁史（日）以江南望族曹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社会行政权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清代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上海曹氏个案）》，《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有关的文章有还有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马学强《乡绅与明清上海社会》（《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等。
    关于文人与士大夫：郭英德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例，说明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及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周学军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儒士摒弃传统道德观念，强调认识的多元化与自我的判断，都表明清初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变动，具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意义，但晚明清初的士人的社会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受到君主专制强有力的打击，终不免失败、流产的历史命运（《明代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范金民认为，明清时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极显，约占15%，但其在全国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均，主要集中在苏、松、常、杭等府及附郭县的一些世家望族，显示了大族与某些地区不寻常的竞争力（《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许周鹣认为：吴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儒士自觉地认同商业意识，追求经济效益，促进吴地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儒士商业意识的推动下，吴地形成了注重个人进取，讲求经济实利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浪漫洒脱的区域新儒风（《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江南士人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仕商之间的鸿沟不再明显，从商也不被认为仅是“末业”。王卫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和“奢靡”之风普遍，人们的思想逾越了封建礼制的藩篱，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其它文章还有马学强《明清上海人文民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郑克晟《明代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江南论坛》1994年第6期），曹虹《论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学风》（《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邹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态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
    关于妇女：王仲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妇女普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承担了多种劳动角色，江南妇女的辛勤劳动使自己的家庭、社会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许周鹣认为，吴地的商业氛围为妇女自身价值的体现创造了机会，某种意义上，吴地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与吴地妇女的经济自立和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同步渐进的（《论明清吴地妇女的经济地位》，《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另外还有戴庆钰《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关于市民斗争：赵骥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角度探讨了奴变因由，认为社会交替之际的动荡，重赋及优免政策造成投献成风，而人主势衰，又使身份卑贱的奴仆承受外部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一旦新旧秩序交错，奴变产生不可避免（《明季奴变原因新探》《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陈学文研究万历十年杭州兵民之变，认为其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目标是要废除特权，取消不合理收税，贸易自由，迫使政府改革不合理的赋税政策，民变首领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歌颂《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与民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探讨该方面的文章还有倪明近《明末奴变风潮》（《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周百鸣《论明末苏州织工暴动的历史地位》（《教学月刊》1995年第9期）。
    五、人口流动与社会生活研究
    李伯重分析了“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两个概念，认为“最低”不确切，应用“平均”，否则不能解释江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压力”应理解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以此评价人口压力更为客观。他强调对概念的分析要与事实相符合（《“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他还认为，清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是因为江南人为保持较高生活水准而采取的控制措施，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低增长率的主因（《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行龙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前，江南地区的人口激增，人地面积比例失衡，江南地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革命后，大量人口的流入，对该地区经济恢复，市镇发展，社会生活和人口结构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认为，作为一种无组织、永恒的社会力量，人口因素在社会系统中不断施加着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马学强认为江南本区域人口的化解及对外区域人口的吸纳是在其内部经济结构处于良好的运行势态下构成的互动过程，外区域人口的流入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过密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效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论人口的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史林》1995年第1期）。
    总体描述江南社会生活的著作是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描述了17世纪江南社会的文人社团、宗族生活、市民风俗诸多充满江南特色的文化现象。程念骐认为明朝伊始，江南地区在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已逐渐出现了一股对封建专制主义相当强大的离心力。它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日益觉醒，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江南社会充满了实践精神。明代心学的主体性，就是追求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独立去寻求新思想、新认识的真切表达，符合江南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明代心学的主体性与江南地区的社会氛围》，《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1期）。牛建强认为，在其它地区尚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候，江南地区已超前大约70年展开了它的渐变阶段，为16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变革打下了基础（《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王翔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迁是必然的趋势。“奢靡”之风不仅是传统生活态度的改变，也是反叛封建礼制的突破口（《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明清太湖地区的“奢靡”之风与传统封建社会的病态消费有所区别，它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出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促进，刺激了手工业水平的进步和产品的丰富，提供了就业空间，冲击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使人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得到广泛的释放（《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奢侈风气及评价》，《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还有游子安《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卫平《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清代苏州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胡敏《明清苏州文化的闲适性及其功能》（《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等。
    总的来说，近年来反映明清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史的文章数量依旧可观，涉及了农业、商业、市镇、社会阶层等诸多方面，论述的角度较多，内容较全。各类专著的出版也证明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度。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有待进一步探讨：1.有关江南农村基层组织研究缺乏有新意的论文，农业经营规模及收益的估算，还待探讨。2.市镇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区域市镇之间的比较研究似乎还不突出，集市贸易的文化特色也可作探讨。3.城市研究多集中在苏、松二府，对江南城市的群体研究还有待加强。4.社会生活及各阶段层研究文章较多，但显较为孤立松散，未能全面反映江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