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为历史作总结，那么史学史家的工作就是为历史学家做总结。前者是对往事的思考，后者则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的自我反省是史家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史学从旧形态转向新形态的动力。史学反省肇始于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受到这一时代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支配与制约。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反省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端后，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反省活动，并不断地把西方史学推向前进。
    一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一次反省发生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农本经济的闭塞状态，探险家与传教士又经海路不断从域外为西方人带来无数前所未闻的知识，历史学家也因此不再沉缅于自己先祖的历史，而开始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扩大了的世界。那时，人文主义思潮弥漫西欧诸国，人文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一种雏形，人文主义史学也有其局限性。人文主义史家借助古典文化来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但却形成了对古典史学的迷信与盲从；他们虽然在内容与方法上改变了处理社会历史的方法，但却鲜有学者从事构建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尝试；他们普遍重视文学艺术、政治学等学科，却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史学是一门有独特内涵的学科，如此等等。面对“地理大发现”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历史学家需要对历史学自身作一次深刻的反省，以便使史学以更新的面貌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过去，看待现在，昭示未来。16世纪后，近代自然科学及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为这次史学反省造就了学科动因。
    16世纪下半叶，法国形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群体，他们已敏锐地察觉到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都陷入了困境，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见。其中让·波丹堪称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于1566年发表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这次史学反省的代表作，可视为是西方史学的一个转折点。他对西方史学的反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波丹力图赋予历史以科学的性质，并把它作为一门服从共同规律的科学。在他看来，历史可以划分为人类史、自然史、神明史（宗教史）。他为这三者规定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并将人类史列于首位。他认为，人类史应以人为其主题，“它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①；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还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特征、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这就破除了当时人文主义史家恪守的古典史学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并预示了后来伏尔泰的若干史学观念，体现了先行者的思想睿智与历史光辉，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
    第二，波丹提出应在历史著作中消除价值判断，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他指出，“历史非他，不过是真相的反映。”②为此，他强调史家必须对史料进行辨析与考订，并为此提出了鉴别史料的若干原则，还从心理上对史家记事所可能出现的偏差作出了具体的分析。他诸如此类的论见在西方史学史上都具有开新的意义。
    第三，波丹在历史编纂中主张以三阶段说来取代传统的四大帝国的历史分期法。这是波丹史学反省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贡献。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波丹认为，这种源自《圣经·但以理书》的历史分期法是不足为据的。他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法：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他的这一新说，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神谕的基础上，而是奠基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波丹通过分析人性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概括了这三个阶段的历史特征：第一阶段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第二阶段是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第三阶段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不管怎样，这种分期法反映了他为摆脱基督教史学的旧框框和建立新的史学体系所作的努力。
    总之，16世纪下半叶，以波丹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所作的史学反省，反映了西方新一代史家要求打破旧传统（古典的和神学的）和把人文主义史学继续推向前进，并促进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的一种积极的新趋向。
    二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二次反省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的启蒙时代。从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史称“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的。这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③这一思潮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兴起。人以其理性来认识自然、改造社会；弘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反之则阻碍进步。这种对抽象理性的崇拜成了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伏尔泰那里更有着充分的展示。正是伏尔泰，在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出版200年之后，相继发表了《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等论著，构建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第二次反省的主要界标。苏联史家科斯敏斯基指出：“伏尔泰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史学的要求和任务，这是他无可争辩的功绩。可以说，正是在伏尔泰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他对历史的科学任务有明确的认识。”④概言之，伏尔泰的反省，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另一方面则开始构建与确立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破与立的过程，充分反映在他的两部史学名著中。
    在伏尔泰那里，历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着意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历尽坎坷曲折，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和物质与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他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选民的故事。在他那里，《圣经》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远远超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的视野所及遍布世界各国，这种从全球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由公元5世纪古罗马神学作家圣·奥古斯丁至17 世纪法国主教兼历史学家博絮埃一线相传的神学史观，而且开创性地运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得出了许多同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他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同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得出了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的观点。
    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反省，旨在为克丽奥（历史女神）树立一个不同于古典时代的近代新形象。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⑤因此，他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功绩，还写了该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他尤其致力于描述人类精神的进步，把大量笔墨落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极力赞美人类文明史上四个值得后人重视的时代，即：亚历山大和伯里克利时代、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他认为，“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世典范的时代。”⑥总之，伏尔泰不仅复活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所奠立的社会文化史传统，更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有悖于那种偏于政治军事史的传统史学的文化新视野，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开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先河，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伏尔泰的创新，更突出地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曾主张：“历史只应全部让哲学家去写。”伏尔泰的这一偏激之词当然是有感而发。整个17世纪迄至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博学派盛行。这是由于当时的宗教战争，使许多寺院被解散和洗劫，寺院收藏的图书、档案及一些珍贵的手稿，以低廉的价格抛之于市。许多学者便纷纷出来抢救这些宝物。然而，这时的博学派史家注重的只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他们大多缺少应有的批判精神，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他们往往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的怀疑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伏尔泰关于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的主张，在当时就大有振聋发聩与启人心智的历史作用，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⑦由于伏尔泰和同时代史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性主义史学的阶段，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确立。
    三
    182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发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开始了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三次反省。这次反省是兰克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全面、系统的检讨与反思，从而对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及方法提出了更加明确与严格的要求。这次史学反省活动的影响从西方一直延伸到整个国际史学界，历久不衰，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兰克力图把历史学提升成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一宗旨使他获得了“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的声誉。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学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已。”⑧这一段貌似谦逊的言词，实质上包含了相当深刻的含义。近代西方史学自伏尔泰之后，获得了新的进步，但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暴露了它割断历史、过份夸大理性、企求普遍性与永恒性原则等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从19世纪初开始，浪漫主义史学及其伴生物历史主义思潮盛行西方史坛，于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重视各个民族的独特性、主张通过挖掘与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的真实性等论见日渐受到重视。这一史学发展的背景使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种对抗，也是他的历史主义治史原则的最初阐发。按照他的观点，历史学是指通过收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学问，这就是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此看来，兰克所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总结和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历史科学”还不是一回事。
    兰克在这篇序言中所标榜的“如实直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客观主义史学的最主要的信条。事实上，标榜“如实直书”确是他一以贯之的。早年，他在读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时，就萌生了这种信念：“我相信历史的真实比罗曼蒂克的小说更美更有趣，从此我献身于前者，并决心在自己著作中根绝任何想象和杜撰，严格将我的工作限于陈述事实。”⑨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也表示希望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可见，“如实直书”是兰克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看来，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历史著作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文字形式的还原。为此，历史学家应当超然物外而不怀党见、辨别真伪而不论断是非。
    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及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他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附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对近代史家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前辈史家尼布尔处理早期罗马史料的批判方法运用于研究近代历史，提出了影响后世的批判、考订历史著作与史料的原则和方法。兰克这篇论文的发表，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⑩。
    关于考订与辨析史料的方法，兰克大致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史家必须查明史料的源流，以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把它作为历史研究中的“最高见证”；叙述历史必须依照同时代资料，越是亲历其境的人就越有发言权，因而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便成了“最好的证人”；他还强调要对史料记载者的动机与为人乃至性格进行分析，追查资料的来源，区别情况，逐一考察。至此，兰克比较系统地建立了考证学上称之为“外证”（External Criticism）和“内证”（Internal Criticism）的研究资料的方法。应当说，这是科学的方法，也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昌盛，重视实证，重视对个体事物作缜密观察在历史学上的一种反映。他的这种治史方法，对史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史学界影响甚大。
    需要指出的是，兰克不只是一个“如实直书”者，他还是一个理念论者，尽管他一再讳言历史哲学，但他却笃信“上帝之手”无处不在，并认为这种神秘的力量只有通过非理性的直觉才能体验，因而只有通过个体直觉地去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成了兰克史学方法论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因此，兰克所要摒弃的只是以往那种道德说教、哲学图解式的历史著作，他要达到的是通过个体以揭示一般（整体），展示历史运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兰克的这种意图是无法用哲学概念来表述的，而要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才能达到。这正是史学的独特功能与优越性之所在，也是兰克作为西方历史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者的全部印象。
    经过这次史学反省，兰克所确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在整个19世纪成为“科学的”历史学的典范而占据西方史学的主导地位。兰克的史学反省和兰克史学的得势，也是由这位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在那个西方资产阶级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时代，兰克史学所体现的“西欧中心”、“强权政治”、“显要人物”等概念，本质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基于其自身利益而定下来的命题，兰克只是选择丰富的史料来阐明这些既定的命题，充分反映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而已。此外，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兰克的史学反省所揭示的种种要求，也是与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趋势相适应的。
    四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四次反省酝酿于19世纪下半叶，即从“文化史运动”的发起者布克哈特开始，经世纪交替之际的兰普希特，止于1912年鲁滨逊《新史学》的发表，其反思的对象是兰克及其学派的“科学的”历史学，其主要成就是对居于史坛正统地位的兰克史学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并开创了现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潮流。
    世纪之交，一些敏感的历史学家察觉到了时代的变革，并由此开始了对自身学科演变及前景的思考。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演化过程，也促进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的回顾。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家面临的是一个迎接挑战的严峻现实。这一形势使新一代历史学家深切地感受到改变传统史学模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启示着他们向传统史学挑战。
    时代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迫使兰克的一些最有权威的弟子对兰克史学要加以“重新估价”。兰克的及门弟子、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最初的发难者。他以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最卓越的文化史家”（11）享誉后世。他率先向传统史学举起反叛的旗帜，在西方史学的第四次反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先行者的作用（12）。
    德国不仅是传统史学的营垒，也是现代西方新史学的源头。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激烈争论，代表后者的是卡尔·兰普勒希特。其时，兰克等老一辈史家已经谢世，论战主要是在兰普勒希特与年轻一代的兰克学派的传人间进行。1900年，兰普勒希特发表的《文化史的方法论》用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眼光，致力于创建“新型的文化史学”，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史学的模式，对这场世纪末的争论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总结。当然，这场名为“历史方法论”的激烈争辩，实质上是20世纪西方新旧史学之间全面抗衡的前奏。
    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得到了大洋彼岸的反响。1912年，鲁滨逊发表了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书《新史学》，也成近现代西方史学第四次反省的代表作。
    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公开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他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判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13）这里，作者提出了“史学革命”的理论依据和他的“新史学”所期求的目标。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及史学上的革新运动，大体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鲁滨逊指出了当时史学界的“通病”有三：随便罗列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喜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无所不包，举凡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都应当在新史学的范畴之内。他还主张抛弃那种充斥陈腐观念的“历史教学大纲”，应对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作一番“推陈出新”与“重新研究”，并与弟子们身体力行，编写出了许多内容广泛、文笔流畅的教科书，对推动当时新史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历史学范围的扩大与任务的更新，使鲁滨逊的新史学在方法论上较传统史学有更高的要求。不过，鲁滨逊认为，对新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不能排除对他进行传统的关于档案与文献资料的训练，只是这种训练在新史学家那里更加广博。他认为，新史学之所以“新”，就在于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广阔的，为了达到这目的，治史者应进行广泛的预备性训练。在鲁滨逊看来，要真正能够从事新史学的研究，就必须懂得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地理学等等，总之，“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14）。鲁氏的这些见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的：“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15）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证实了鲁氏之论是有见地的。
    简言之，鲁滨逊对传统史学内容的诘难，他对开拓历史学研究内容的主张，尤其是他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等论见，对推进史学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的一些主张（如跨学科研究），实际也成了对史学发展趋势的预言；他的一些史学理论已被当代年鉴派史家付诸实践并发扬光大了。
    五
    近现代西方史学的第五次反省，可以本世纪50年代中叶为起点，具体来说，可以1955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为界标。这次反省对兰克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的明确主张（16）。正如巴氏所言，“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17），西方史学就此进入了当代发展的新时期。
    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书名，鲜明地点明了时代的变化与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引发他认识西方传统史学局限性的“第一个暗示”是由于他发觉过去所学的历史无法解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世界。他痛切地感到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彻底打破兰克史学的传统定见，否则西方史学就无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及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巴氏所说的“重新定向”，包含了对上一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史学的全面挑战，在诸如历史是否为一线发展、如何看待欧洲文明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历史应当怎样分期等众多问题上，他对传统史学的异议确实具有全面批判的性质。这里仅扼要论列一下他的世界史观及他对兰克的世界史观所作的深刻批判，我们就可窥见时代变革与史学反省这一题旨的内在含义。
    巴勒克拉夫反对西欧中心论，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指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历史学家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18）这一点，不是以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为转移，而是时代之使然。
    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这一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欧洲退出世界的重心。因此，看不到欧洲的衰退，无视新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力量的崛起，漠视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仍一味搬用兰克所谓拉丁和日耳曼六大民族之间自我调节的权力平衡说来解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界格局，是狭隘和不识时务的。他还认为，自中古以来，如果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历史及对欧洲的影响，也就无法理解欧洲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他预言，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太平洋时代（19）。后来他又从反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出发，把其“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发展成系统的“全球历史观”（20），这在他70年代出版的《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应当看到，“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当今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当代西方史学中确有价值的重大学术成果。50年代中叶以后，西方史学确实开始“重新定向”，新史学以不可阻遏的势头发展着，并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以至到了70年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代。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提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及其反省过程中的重大作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对西方史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省，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一度受到了西方史家的仇视、疑惧与曲解。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史学发生真正的影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法国哲学家萨特在本世纪50年代就断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不能超越它。巴勒克拉夫进而写道：“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也长期不断地被接受为历史哲学，这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潜力，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接受了检验。”（21）可见，在当今西方，包括象巴勒克拉夫这样一些进步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承认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影响。
    此外，综观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几次重大反省，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的一个最根本的缺陷，那就是每一次史学反省都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虽则我们无意否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而推动史学日趋进步的事实。西方史学科学化的历程还是步履艰难和曲折坎坷的。这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把历史学引向科学的正轨，还是对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反省，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引，这必将为西方史学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