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提出的撰写《史记》的一个宗旨。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一个创举。它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只就《史记》的若干论述，约略地谈谈司马迁关于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关系。
    司马迁在“贯通”的问题上是下了很大功力的。十二本纪，吴、齐、鲁、蔡、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等世家，十表，按世系，年代记叙五帝、夏、商、周、秦、汉各王朝及诸侯国分合盛衰的过程；八书分别记叙古今各项制度的变化；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记叙边远部族或国家兴起发展及它们与汉族国家的关系变化，《儒林列传》记儒学各流派的演变；《贷殖列传》记近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关人物的世家、列传，又和本纪纵横相连接；所有这些，使得《史记》全书从体例到内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部规模巨大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认为社会历史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他明确地反对那种用固定不变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观点：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贷殖列传》
    社会如果永远停留在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水平上，并且硬要用这种观点去“涂民耳目”，向人民说教，那是极其荒唐的。司马迁整理史传，著作《史记》，就是要阐明古今历史的变化，证明这种观点的虚妄。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全上）
    这就是说，司马迁考察了古今历史的变化，认为自黄帝以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所需所好，总是孜孜以求，这种追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加以改变的。不仅如此，他在分析和列举了各地的物产之后，还发挥了以下深刻的思想：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以上所引的几段文字，都是作者依次写在《货殖列传》卷首的议论，我们不必加过多的分析，只要把前后文连贯起来，就可以看出，作者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基于人们物质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基本前提。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司马迁的历史发展观，是实实在在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司马迁很重视古代历史的整理和研究，但他对于远古及夏商周三代“先王”，并不象儒家那样无端的加以美化和讴歌，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就他所及）“不虚美，不隐恶”，给以实录。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大夫所谓的僭越篡弑行为和兼并战争，他尽量避免作主观的褒贬。在他看来，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专政，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太史公读《春秋历谍谱》，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兴叹也。……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纂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司马迁这里的观点，和儒家哀叹春秋时期的变化是什么“世衰道微”，历史的倒退完全不同。在齐、晋、楚、宋、吴、越诸世家和《秦本纪》等篇中，司马迁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及吴王夫差，越王句践等“霸”，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齐“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等等。司马迁着重写出他们所以得以称霸，是由于他们个人品德贤慧，重用贤臣，政治修明，内政外交搞得好，经济发展，国势强盛，所以他们被推为盟主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司马迁反对复古倒退以古非今的历史观点，强调“法后王”，认为后王的历史经验比先王的传闻更切近现实。“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些话，写在《六国年表·序》中，反映出他高度重视战国时期的历史新变化。在具体的记述中，他肯定商鞅、吴起变法、赵武灵王的改革，这些变革推进了战国时代的社会进步。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商君列传》）称吴起变法的结果，“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评价是很高的。他还详尽载录了变法的言论，如赵武灵王论改革“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世家》）
    司马迁看到了历史变化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是由渐进逐步发展到急变的，任何重大的变化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例如关于秦统一六国这个重大事变，他写道：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徒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及文公踰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六国年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