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意时与势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司马迁从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确实觉察到了许多原来并不出名，政治地位很低，甚至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等，如皂隶、役卒、乡吏、罪徒、群盗、屠狗买缯者流，在汹涌的急流中纷纷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显赫的人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司马迁对这样的人物，着力地记述了他们地位的变化，称赞他们的智勇才干，歌颂他们的业绩。例如彭越，“常渔鉅野泽中，为群盗”，率众起义后在楚汉相争中成了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之一，评论中说“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间矣”。（《魏豹彭越列传》）英布先为布衣，后坐法为丽山徒，后又亡为江上群盗，先随项羽击秦，后又归汉击项羽，破项羽垓下，史称与彭越，韩信三人“同功一体”，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评论道：“英布者，……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对英布由刑徒而王表示惊叹。其他如相国箫何、曹参，原是沛县小吏，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治丧事，材官引疆”，舞阳侯樊哙“以屠狗为事”，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颖阴侯灌婴为“贩缯者”，司马迁记叙了他们在反秦灭楚，建立和巩固汉王朝事业中的不同作用。对于这些人的隐显成败，司马迁很强调时势的影响，说“箫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箫相国世家》）说“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以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绛侯周勃世家》）又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者，观故箫、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司马迁的意思是说，箫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这些人出身微贱，也没有“奇节”或者特殊的才能，只是他们追随刘邦，赶上秦汉之称的大动乱大变化，因时顺势，结果做出了重大业绩，成为历史上的名人，这种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变化，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想象不到的。
    第三，对于重要人物的功与过，根据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实际的作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作出符合于历史真实的结论。例如李斯这个在秦政权中居三公位的重臣，司马迁记载了他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多方面作用，也记载了他与赵高合流谋杀扶苏，另立胡亥，使赵高专权，终至于迅速灭亡的劣迹。评论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辅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李斯列传》）这里，功过分明，褒贬切理，并未因其过错而淹没其功绩，或夸大其功绩而忽略其过错。与司马迁同时的公孙弘，再三被汉武帝重用，由左内史擢为丞相，被封为平津侯。此人最善于阿谀奉迎，沽名钓誉。公孙弘居丞相位，然而故意“为布被，食不重肉”，装出一付节俭的样子，实际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因为“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儒术”，加上一贯投主所好，深得武帝器重。司马迁在传中给以辛辣的嘲讽，并指出“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治，稍鹜于功利矣”。（《平准书》）
    第四，历史的发展为众多的人物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撰述史传，评论人物，不应局限于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应该广罗各方面的人物。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但是《史记》一书所记人物的事迹，却远远越出了这个范围，他所称赞的不仅有历代圣君贤相，功臣名将，而且包括许多名位不高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日者、滑稽、名医等，他还为治理生产的商贾富人列传，这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关于司马迁论述游侠和《货殖列传》中的生产者，过去许多人已作过较多分析和评论，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司马迁在关于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发挥了卓越的思想。但不可避免的也表现了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的基本思想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却又往往因袭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某些循环论说教。他难能可贵地看到并揭示了历史发展是由众多的英雄豪杰所促成的，而英雄豪杰往往受着时势的影响，却又无法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大胆揭露一切人等（从高贵的圣贤到卑薄小人）无不为了追求物质财富，从而撕破了封建政治道德的虚伪纱幕，但这种观点又是从自然主义的绝对人性出发的，把谋取个人物质享受视作人们一切行为的唯一推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局限。总之，司马迁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新时期中，在三十年来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成就，把这项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