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楚之际月表·序》）
    作者指出，秦是经过了襄公、文公、穆公、献公，孝公等英明君主的苦心经营，历时一百多年，才从一个“比于戎翟”的偏远小国，由弱变强，与诸侯争雄称霸，直到秦始皇执政，又经过十年艰苦的兼并战争，最后才取得全国的统一，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间包括着无数政治上的谋划和武力的征伐，绝不是单靠某一个君王个人的才干所能完成的。这里，司马迁用了“盖若天所助焉”这句话，似乎借天命来解释统一，其实不然，所谓“天所助”，按它的实际意义，是对秦统一的一种文学夸奖。事实上，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什么天命所归，也不认为秦统一是孤立的偶然现象，在他看来，秦统一六国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只须读一下《六国年表·序》全文，就十分清楚了。他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六国年表·序》）
    在汉初，统治者几乎异口同声谴责秦的暴虐，根本看不到它的历史功绩。就连贾谊这样对秦亡的原因作过比较深刻论述的学者，也不免持这种偏面的见解。至于董仲舒之流，则更是把秦骂得一无是处。相比之下，司马迁的评论就公允得多，因而也深刻得多。
    司马迁上述评论，在历史学上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评定一个王朝的功过，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司马迁认为秦统一中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功绩，应该肯定。不能因为秦的暴政，王朝的短促，就一概骂倒，或者嘲笑了事。二、评论历史事变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所谓法后王、法先王就包含这个意思），向前看，就要法后王，因为时代接近，变革相类，其历史经验比之古代更切近于现实。秦的统一和迅速灭亡对后世都有重要意义。三、是割断历史，孤立地看一代兴亡，还是“察其终始”，历史地总结一个王朝的盛衰。作者尖锐的批评了那种“不察其终始”，孤立地肤浅地看问题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就象用耳朵吃东西一样的可笑和可悲。
    在司马迁所处的当时，所谓的历史变化，莫过于秦汉之际的大变化了。这一变化，影响是如此之深，西汉王朝的建立，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已近百年，但在人们的头脑中，好象一场大地震之后，余波还未消尽。事变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人们依然迷惑不解。统治阶级的各种人士都在探究其原因，寻找各种答案。司马迁自己也不觉惊叹“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司马迁不愧是大史学家，他在惊叹的同时，作出了概括而精辟的判断：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拔乱诛暴，平定海内，卒成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序》）
    在这里，作者是把秦亡到汉政权的建立，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的。作者紧紧抓住了陈涉、项羽、刘邦三个反秦集团在亡秦战争中各自的作用，又把它们依次连接起来。作者显然认为，刘邦所以能够完成推翻秦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刘邦本人的雄才大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事情并不尽此，其中还包括着陈涉、项羽为首的一大批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首先高举义旗，崛起作难的是陈涉。陈涉振臂一呼，天下群雄响应，开创了反秦斗争的局面，造成了天下共亡秦的有利形势。在群雄逐鹿，波涛汹涌的反秦浪潮中，实力最强，声势最大的是项羽，消灭秦军主力，把反秦战争推向高潮的也是项羽。但是项羽残暴，在推倒秦王朝之后又分封诸侯，从而引起了新的纷争。最后，汉王“拔乱诛暴，平定海内”，使全国重归于统一。司马迁这个评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因此是十分深刻的。
    司马迁杰出之处，还在于他敢于干预现实，大胆揭示了汉代社会的矛盾变化。可以这样说，写出汉初一百年间的社会变化，是作者“通古今之变”的最重要的课题。《史记》全书中大量的篇幅正是记载和论述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其中《平准书》和《酷吏列传》比较集中地写了汉武帝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
    《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迂小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在叙述了汉初经济繁荣之后，指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作者这里说的“物盛而衰”，本是事物自身转化的趋势，而在当时，加剧这种趋势的是汉武帝内外一系列政策。作者接着记述了武帝招东瓯，平两越，通西南夷，灭朝鲜，以及频繁的讨伐匈奴，连年大规模的战事和兴作，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瞻。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令严具”。为了解决庞大的开支给养，武帝又实行种种严厉的财政措施和严刑峻法，使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出现了动乱。于是“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西汉王朝由强盛繁荣落到了如此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地步，再不改弦易辙，秦亡的历史又要重演了。这就是司马迁要着重写出的当代社会正在酝酿着的重大变化。
    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因此，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与一般的封建史家的观点不同，这正说明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进步性。
    第一，他不以成败名位论人，而着眼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例如，前面说到的他对陈涉、项羽的评价就很突出地说明这一点。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作本纪，从体例的安排上，突出两人的地位。《陈涉世家》对大泽乡发难以及它对整个反秦斗争的推动作用作了生动详实的记载，又着重指出“陈胜虽己死，其所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首事也”。《项羽本纪》把项羽写成一个叱咤风云，英气盖世的人物，纪中关于项氏父子起事，项羽击秦救赵，鸿门宴，垓下之围，写来栩栩如生，充满作者对项羽这个英雄人物的激情，评论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又如淮阴侯韩信，在汉初已作为叛臣而被诛，司马迁作《淮阴侯列传》，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写得非常出色。他写韩信小有奇志，借箫何之口称赞韩信“国士无双”。写汉王拜韩信为大将，“一军皆惊”。对韩信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作了详尽的记载。列传还写了刘邦畏恶韩信的才能，从百般牵制到监系韩信，最后置韩信于死地。全篇满含同情和惋惜之情。最后评论：“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