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赏”、“抚赏”繁荣经济
    综观明朝对东北地区女真人的统治之策，除上述在政治上招抚女真遍设卫所“以夷治夷”使女真人自治的国策外，在经济方面则实施不吝国帑给予大力的财力资助使之经济生活丰裕的国策，不能不说正是这一国策对女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廷的这一国策是通过“贡赏”和“抚赏”二条途径进行的。
    查阅《明实录》的记载，凡明廷在女真地域设置卫、所任命长官后均有“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等字样，无一例外。“诰”、“敕”是封建社会中皇帝发布任命官员的诏书的称谓。明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诏书为“诰”，六品以下为“敕”，故任命官员的诏书统称为诰敕，即任命官员的文书。“印”是国家机关中各类图章的总称，是为官者的权柄。“赐诰印”即是颁发给为官者任命证书和行使职权的官印。而女真首领一经明迁“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后即为本部落军政长官，明廷则“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但“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注：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女直考》）“朝贡”便不仅是明廷统治女直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更是明廷大力资助女真经济的重要渠道。女真人的赴京朝贡时间多是每岁一贡。先是规定一律从开原入关，经守关者检验放行，至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后再度受检后由官员伴送入京。天顺八年（1464）明朝又开抚顺关贡道，建州女真则从此入关赴京，方便了建州女真的出入。
    女真人向明朝廷进贡的物品是土特产方物，其中多是马匹，故《明实录》中多有“贡马及方物”的记载。除马匹之外，还有貂、鼠皮、舍列孙皮、海青、免鹘、黄鹰、阿胶、殊角等等。（注：李澍田先生主编《长白丛书·海西女真史料》页246、532，吉林文史出版社本）女真人赴京进贡土产方物后明廷则循例给予赏赐。赏赐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赏给所进贡物品本身之所值，即贡品的价值。《明实灵》中所载“所贡物悉厚直酬之”、“仍酬其马值”、“珍珠每二颗赏绢一匹”、“酬其直”等等即指此。
    第二，按进贡者的不同身份职官的高下颁给赏物。例如，明万历会曲第111卷的记载是都督赏彩缎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赏彩缎二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织金纻丝衣一套；指挥赏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纻丝衣一套。以上各官均另赏给靴袜一双。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则每人赏给折衣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奏事来朝者每人赏给纻丝衣二件，彩缎一表里，折钞绢一匹、靴袜一双。
    第三，加赏，即在循例接受赏赐后受赏者再讨赏时给予赏赐。这种加赏在明实录的记载中亦屦见不鲜。例如，明弘治六年二月弗提卫都督答只禄、亦把哈及呕罕河卫都督尚古赴京朝贡，循例“赐宴并衣服、彩缎等物有差”，而三人“复各陈父祖以来多效劳边塞，乞加赏赍”，于是明帝又“命赐答只禄蟒衣，亦把哈及尚古金带、冠帽各一事”。（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6）
    第四，赐宴。女真人进贡、明廷颁赏后礼部在会同馆设宴款待。
    在女真人与明朝的“贡”与“赏”活动中明廷每年都要有巨额的财政支出给予女真人，因此女真受益非浅，这对女真人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是至关重要的。据《明实录》记载：“国初，海西、建州二夷朝贡，例：每岁一次，每贡以千五百人计，每次赏赍供应之费以钜万计”。（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142）初期用于赏赐的费用如此之多令人咋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贡女真人数大增，明廷的赏赐支出使明廷深感其累，大有不胜重荷之势，不得不一再限制女真各部的进京朝贡人数，以期节省库帑。例如，因“来朝贡者，进马或三五匹，动辄三四十人，有回至途中复来者”，故于正统二年下令“今后外夷以事来朝者，只许二三人或四五人，非有印信公文，毋辄令入境”。又如明天顺八年亦曾下令限定入贡人数：“今野人女直僻在东荒，永乐间相率归服，时月有期名数有限，近年络绎不绝，动以千计，彼所贪得宴赏之优厚，而豺狼之心亦何厌有哉！若不限期来数，中国劳费实多，限之太狭，则失其向化之心。合酌量事体，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129、261、28、29）明廷每每限定入贡人数旨在减少财政支出以轻重荷，而女真入贡人数屡屡增加意在多求赏赐，这是显而易见的。也不难看出，女真人把朝廷的赏赐看的很重，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无不证明明廷通过贡赏活动给予女真人的“赏赐”在女真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
    有明一代对较为落后的女真人的经济支助，除上述的贡赏活动外，也还通过马市贸易的方式进行。明永乐三年，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请货马京师，明成祖朱棣虑及道途遥远又“夷人畏夏”，故命于广宁、开原二地“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永乐四年三月正式“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129、261、28、29）天顺八年再设抚顺马市。
    马市之设大大便利了女真人与内地汉族人互通有无和往来，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是时的女真人正处于农耕、渔猪、采集等多元经济时代，比之内地汉族地区是为落后的。其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多仰赖内地供应，诸如耕牛、铁制农具、粮谷、食盐、布帛等等，诚如史载“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注：方孔炤《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大概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诸内地”（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99）。在马市贸易中，女真人售其所有，诸如马匹、皮张、山货野果等，取其所缺诸如耕牛、铁制农具、粮食、食盐、棉花布帛等，这对地处荒僻经济落后的女真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日常生活必用品的补给对女真人的生存和繁衍是不可离之须臾的，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对女真人生产水平的提高进而繁荣社会经济是举足轻重的，女真首领王兀堂愿以其子为人质请求于宽甸、永甸开市互易的原因就在于此。（注：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兀堂赵锁罗骨列传》）。马市贸易是明廷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女真的正确而重要的措施之一，女真人因此而大受益处。例如，嘉靖二十九年某月初八女真人磨磨等44人从广顺关入市与汉人李见等交易的物品有：
    大牛2头、小牛3头、牛犊1头、山羊8只、锅1口、貂皮2张、豹皮1张，狍皮11张、人参278园、蜜89斤、靴13双、木枯140斤、睡皮11张、榛子4斗、缎袄1件、羊马皮5张、铧子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