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是由美国唐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唐代及相关朝代的大型学术专刊，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任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一卷。自1995年问世以来，以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姿态，至今出版至第五卷了。在研究唐代及相关时代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中间，《唐研究》受关注的程度在日益提高。它是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按时连续出版。笔者在《唐研究》（第一卷）出版后，曾撰文对其反映的唐代研究动态和办刊特色进行了介绍（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该文勘误附后）。今将第二至五卷的主要内容按照其本身的分类进行简单的介绍，间或就其体现的近年来唐代研究的进展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评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介绍的文章并不全面，许多重要的论文并未提及，这完全是由于笔者理解和概括的能力所限；而且对研究动向的分析、对一些文章的评论和内容概括都肯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诸如此类，敬请编者、作者和读者原谅并指正。所幸随着《唐研究》影响的扩大和发行的增加，读者可直接查阅原刊。
    第一类为有关宗教和思想史研究的文章，二至五卷共计发表了12篇。总体来看，此类文章非常专门化，是本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努力的重要板块。由于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关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显学，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在中国学界却并不广为人知。本刊发表的此类文章，大都注重学术规范，尊重学术史的积累，不仅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而且将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引入其研究之中，有的本身就是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论文，以极大的信息量真切地介绍了国外研究中国宗教和历史文化的最新动态。
    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第三卷），对法藏敦煌文书中一件涉及祆教神祇的淡彩线描画进行图象学的考察，即用图象学的方法解读“或许是人们能够找到唯一的一件反映伊朗或中亚的宗教题材的图象”，分析图象中与宗教有关的各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及具体所指，并结合宗教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指出这种图象相对于宗教原义所产生的变异。类似的研究，笔者还听过姜伯勤先生所作《山西介休祆神楼古建筑装饰的图象学考察》的学术报告（1998年）。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学界对国外有关研究的有力回应。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第四卷），通过探讨唐朝对待摩尼教、景教、火祆教三种传自波斯的宗教的政策及演变，考察了唐代统治阶级意识观念的走向。指出三夷教是唐代西域移民的精神支柱，唐季对三夷教的取缔，反映了统治者对外来民族的排斥和恐惧，标志着唐代统治阶级意识观念由对外开放转向对内加强统治。作者此前已经出版《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译著，1995）和《摩尼教及其东渐》（1997）等著作，包括本文在内，其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
    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第二卷）是对地域性民间崇拜与全国性宗教在江南地区关系的探讨，指出二者之间关系演变的结果，一方面是使佛教贴近了民间，另一方面是部分杂神淫祠得到官府的容忍而保留下来。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tonino Forte）用英文发表的《弥勒教者怀义与道教》（第四卷）及其修订文（第五卷），通过对英藏敦煌文献中两件佛教文献《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残卷的考察，分析武则天推行佛教化政策背景下对道教优先权的褫夺，以及佛教异端与正统合作强迫道士改宗佛教的具体原因。
    有关唐代宗教史料的梳理和考辨，本刊发表的论文也颇引人注目。包括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第三卷）、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场与方等道场司》（第二卷）和《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第三卷）、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第二卷）、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第二卷）、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第四卷）。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示了中国中青年学者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类文章中，还有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第五卷），是作者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系列成果之一，通过对知识的教条与简化、思想趋于装饰与表面、信仰的边界开始模糊与混乱三个方面的分析，指出八世纪上半叶的唐朝在盛世的表象下陷于思想上普遍的平庸与沦落，进而揭示了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这一时段被当作“空白”的原由。
    第二类有关文学和语言文字研究的文章，二至五卷共计发表了17篇。由于唐代文学研究本身已是队伍庞大的、相当成熟的研究体系，尽管有饶宗颐、卞孝萱、郁贤皓、葛晓音、陈尚君等先生的贡献，本刊在文学史界是否得到认可，笔者尚缺乏必要的信息。不过，其中几篇有关文学史的论文，都明显体现出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的努力，而对于专门研究唐代历史的人来说，则有着分析角度和叙事方式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