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第二卷），考察了历时二百多年的五言律体的形成过程，除了分析声律理论的出现和诗体发展等文学规律外，还特别指出齐、梁、陈、隋和初唐的宫廷诗人们在诗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强调不能从政治道德性的角度贬低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开拓创新的艺术精神。葛晓音《论开元诗坛》（第三卷），对盛唐诗歌革新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以兼取“建安骨”和“江左风”为特征的盛唐诗歌革新，是以开元初倡导淳古真朴的政治空气为现实背景的，诗歌革新观念的普及主要取决于开元前期时代精神的变化。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是一代文人共同的精神风貌，这是盛唐诗的魅力所在，也是盛唐气象的核心，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莫砺锋《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第三卷）是对韩愈诗地位和成就评价的深化。
    本刊发表的有关文学和语言文字史料考辨整理的文章，一般都是作者长期研究积累的成果，体现了厚实的史学功底，极便学人。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第二卷），将清代学者何焯阐释刘禹锡诗的批语首次整理问世。郁贤皓、尹楚斌《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第三卷），是作者在重编《全唐五代诗》工作中整理李白卷的总结。徐俊《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第四卷），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第五卷），是近年来对唐诗最重要的辑佚考校工作之一。程毅中《唐代小说文献研究》（第五卷），是对单行本《唐人百家小说》、《太平广记》和其它收录唐人小说的辑本或伪书进行的异本校勘，旨在增补佚文、辨明版本和文献价值。
    第三类有关隋唐五代历史研究的文章是本刊的主体，二至五卷共发表了39篇，包括政治事件与人物、典章制度、社会史与经济史、边疆史地、中外关系与民族史、史学史与史料学等方面。此类文章反映了当前隋唐史学界的基本状况，体现出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在一些专题如家族问题和家族个案方面更加深化，一些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如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郡望之形成为例》（第二卷），通过对张氏四个郡望形成历史的考察，提出了郡望与士族的判定标准依据的是官品、家世和宗亲原则，郡望与士族的形成，需要在地域性家族进入政治社会之后经过代际仕宦的积累。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第二卷），探讨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的移民活动以及岭南溪洞社会的深刻变迁，分析了这种迁移的背景、主要途径和直接影响，并落实到岭南地域社会和文化被中国大一统文化所整合的历史运动中。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第三卷），大量运用碑志史料，对侨居唐朝的最著名的粟特胡人家族安氏进行个案研究，并用以解释唐朝民族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粟特人汉化的问题。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第四卷），在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家族问题干预的措施、背景和影响。
    二、关于典章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注重制度的动态发展和贯通性，体现出在传统选题上寻找突破口的努力。如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第三卷）、刘后滨《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第三卷）、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第五卷）等，都是分层次从总体上探讨隋唐政治体制贯通发展之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对一些传统的看法都有所突破。尤其是主要研究其它断代的学者在溯源追流时对隋唐制度的探讨，在制度研究的贯通性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提出了新的角度。如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第二卷），依托于出土墓志，着重探讨唐代对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提出绩效与资历的矛盾决定了考核制度演变的走向，而课绩制度中的务实倾向和考课与考察的结合，又直接影响到宋朝的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第五卷），在研究南北朝阶官化宏观趋势的基础上，对隋代文散官变迁原委进行考察，在纷乱的隋唐之际散阶制度演进问题上，理清了发展的脉络，提出北朝文散官呈现的阶官化趋势，是唐代阶官制度发展的前提，唐代贞观年间确立的文散官、武散官和勋官三足鼎立的官员等级制度，是对北周制度的继承和重大发展。此外，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第五卷），将对古代国家统治机制的考察，纳入到实际地理空间中，一改过去“重组织，轻空间”的倾向，在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结合点上做文章，对汉唐间国家体系的变迁进行动态的研究，反映了台湾学界的研究动向。
    三、关于唐代军政格局和边防体制的研究，构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二卷），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察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西域的统治，以及在西域与朝廷阻隔背景下唐朝地方政府实行有效治理的情况，并考订了吐蕃攻陷北庭、安西的时间。张广达、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第三卷），通过对于阗文书年代的考订，对安西四镇的陷蕃问题和其它重要史事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文末附有《安史之乱后于阗大事年表》，是研究唐朝对西域统治和西域民族关系演进的重要工具。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第四卷），是结合汉唐间相关形势，对天山南北农牧业生产发展特色的具体解说，有利于丰富对西域问题的认识。李鸿宾《唐朝后期的朔方军与西北边防格局的转变》（第五卷），以德、顺、宪三朝朔方军的变化为中心，分析了唐朝边防体系随着西北控御重点民族从突厥到回纥到吐蕃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以及西北民族关系的演进。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第三卷）、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第四卷）等，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唐代军政格局的认识。
    四、关于礼制研究的深化，成为隋唐史研究中的又一新进展。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史睿《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第三卷）、简涛《略论唐宋时期迎春礼俗的演变》（第三卷）、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第四卷）等。
    此外，在中外关系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史学史及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中，本刊发表的众多论文，无论在史料运用和分析角度上都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第四卷），在论列了有关萨宝问题全部材料的基础上，对萨宝一词在中亚的传播过程及其随着大量粟特人移居中国而被带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论证，并指出萨宝府是唐朝管理侨民宗教、政务的机构，萨宝成为唐代唯一的译名官职，但不是作为专门管理祆教的官员。加法尔·卡拉尔·阿赫默德（Gaafar Karrar Ahmed ）用英文撰写的《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五卷），提供了汉文史料外的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第四卷），利用诗文资料，通过对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走向具体化，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突等。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第五卷），以诗证史，从居室文化方面探讨唐代社会生活中受游牧民族社会风俗影响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