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来说，这一思想最早是由激进派史学家莱米什（Tesse Lemisch）明确提出的，而激进派史学家这种主张是为变革美国社会的实践服务的。他们唤起人们注意美国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的鸿沟和多样性，从而在60年代的群众运动推动下首先恢复了论述全体民众历史这个目标。[②c]但是，在国际化社会史学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确立了由下而上的理论取向，从而形成了研究大众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两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取向。
    在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学理论取向中，美国史学对大众文化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较新颖的大众文化史学理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吉诺维斯（E.D.Genovese）为代表的黑人文化史学理论。他在《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一书中以奴隶为主体，着重论述他们的文化，涉及到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认为黑人的宗教构成了黑人原始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是奴隶们抵抗奴隶制观念和心理侵蚀的最有力的武器。但黑人的宗教的作用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为奴隶们提供了精神力量，使其进行顽强的生存斗争，另一方面使其屈从于奴隶主统治而不进行彻底反抗。同样，黑人的习俗和伦理道德等既反映了奴隶对奴隶制的抵制，也表现了他们对奴隶制文化的认同。所以，正是黑人文化这种两重性，一方面使奴隶与奴隶主不断发生冲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调整了美国奴隶制关系，另一方面在奴隶制度下使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不断趋于融合，从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
    应提出的是，吉诺维斯的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ci）。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不仅借助暴力，而且依靠思想意识控制被统治阶级，而非暴力的思想统治权威尤其重要。吉诺维斯根据葛兰西关于权威的理论建立了其关于美国奴隶制度的文权制理论。在这种文权制中，由于奴隶主所依靠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统治权威，所以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建立了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奴隶发展了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而这种文化又极大地丰富了整个美国文化。他的《奔腾吧，约旦河》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基于阶级利益冲突的历史发展运动，而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美国19世纪南方特殊文明静态的、基本上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图景。不过，他所揭示的丰富多样的黑人文化的存在和作用无疑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美国历史和文化。
    其二，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古特曼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汤普森。他在《工业化美国的工作、文化和社会》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广大工人的文化，并根据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理论，认为工人文化构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是解释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因素。他所提出的工人文化的概念不仅是广义的，包括宗教信仰、社会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深刻的经济变化并没有完全摧毁原先的美国社会结构和近代以前美国本地和移民工匠固有的文化。他提出：“工人人口组成的变化，具有独特文化的非工业化人口进入美国，同美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方式和行动规范。”[①d]这种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工匠在工厂制度形成期和美国社会激烈变动期的行为。同英国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古特曼把文化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了一种共同的工人文化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基本是忽略了诸如经济利益、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作为激进派史学家，古特曼的文化史学理论在根本上与其说是克服了以往工人运动史研究的不足，不如说是显示了广大默默无闻的工人群众的存在和力量。所以，以激进派史学家为代表的这种理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思潮，从而与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理论探索形成了一定的区别，尽管两者都由下而上研究历史。
    在研究社会结构的史学理论取向中，比较突出的是：其一，以迪莫斯（J.Demos）和格雷文（P,J.Greven）为代表的家庭史研究。他们根据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团体的理论，认为殖民地社区的家庭既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他们通过仔细而详尽地分析一定地区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的经历，来探索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从而揭示整个殖民地社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②d]
    他们在研究家庭这个小社会时广泛采用了行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迪莫斯十分重视运用来自行为科学的理论模式，例如他动用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自我心理学理论模式分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清教徒的家庭教育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中，清教徒家庭对儿童的管束十分严格，所以抑制了他们人格在第二阶段的自主性的协调发展，使他们产生了人格发展的自主性危机，因而侵犯性便构成了这一地区人们的人格的主要特征。[③d]作为年青一代史学家，他们是理论和方法的多元论者。他们认为，史学家必须运用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它们适合分析和认识过去；史学家必须进行计量分析，尽可能充分使用数量资料，同时史学家在构拟历史时也可以使用想象和直觉等方法。而在分析基本社会结构过程中，他们主要采用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剑桥学派的“家庭复原法”，即重新确定整个社区的家族系谱；[④d]二是宏观方法，包括对不同时期的全新人口或抽样群体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以揭示诸如家庭结构、性行为、人口趋势等变化。
    其二，以洛克里奇（K.Lolckridge）和朱克曼（M.Zucherman）等为代表的社区史研究。社会史研究虽然研究的是整个社区，但与家庭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家庭史往往是在一定社区的范围内展开的。如在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移民较完整地保存了英国的家庭结构。他们以城镇为社区，以家庭为经济单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从旧家庭中分裂出来的新的核心家庭又广泛分布开来，形成新的城镇和社区。通过对社区史的深入研究，史学家具体划分了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划分不仅取决于移民在新世界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旧世界文化的继承。如他们认为，殖民地社区的社会制度、政治活动和价值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并决定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性质。70年代以来，随着社区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它不仅推动了整个美国史研究，而且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开辟了道路。[⑤d]
    其三，城市史研究。城市史是美国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因此它比较集中地反映美国史学的多样化状况。一、以塞恩斯特鲁姆（S.Thernstrom）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流动研究。他在《贫穷与进步》一书中动用社会流动这一社会学概念，通过复杂的计量研究对城市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二、以赫什伯格（Theodore Hershberg）为代表的城市史综合研究。他认为城市史研究不应偏重社会流动因素，而应注重分析环境、行为和群体经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联系，以揭示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三、以沃纳（Sam Bass Warner）和杰克逊（Kenneth T.Jackson）等为代表的城郊化研究。杰克逊在《草坪边疆：美国城郊化》一书中综合分析了整个美国200年的城郊化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可以与特纳边疆学说媲美的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草坪边疆理论”。四、城市移民社会研究。博德纳（Tohn Bodnar）不同意汉德林（Oscar handlin）《离根者》一书的观点，在其《植根者》一书中认为移民不仅没有失去其母国的文化传统，而且反而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