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在世界中的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而很快领先于世界各国。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美国史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确立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美国历史研究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取向虽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其表现却是多方面的：
    其一，本国史研究中非白人中心论理论取向。近几十年来，美国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史有着国际背景，并越来越深入地在探讨这个背景，以致史学家把美国史研究这种趋向称为“美国史的国际化”。[①e]美国史学家在对早期殖民研究中，努力纠正传统的白人中心论，把北美看作是一个由欧洲移民、非洲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构成的“三维种族空间”。他们摒弃了美国史研究的传统理论取向，不是以美国今天或美国革命为座标来考察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历史，而是把整个英属北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着重探讨各种族的文化冲突、交汇和融合的历程，并把这一历程同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而展现了殖民地历史的新的宏观图景。这种理论取向随着美国史学的国际化而不断加强，正如入江昭所提出的，美国史学家与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日益频繁的交流，从而扩大了眼界，“使自己在思考美国史时养成一种习惯，即不仅仅把美国史作为国家史，甚至不仅仅作为大西洋流域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应作为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e]
    其二，地区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家一反以往以特纳为代表的孤立的观察美国的传统理论取向，认为必须运用跨文化比较方法来研究美国历史。例如，美国史学家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的边疆开拓联系起来，从跨文化角度对特纳的边疆学说作了重新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特纳的学说是成问题的。[③e]再如，在伍德环德所编的《美国史比较研究法》一书中，史学家针对启蒙运动、革命、边疆、移民、社会流动、奴隶制、南北战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这些问题，把美国的历程与其他国家的历程联系起来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抨击了美国历史特殊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入江昭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国际文化关系，确立了研究国际关系史的跨文化比较理论取向。他认为，实现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进行历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其目标不是局限于人类特殊范畴的问题和反应，而是发现众多民族共有的问题和反应，进而达到一种跨文化理解。根据他的理论，国家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权力和文化两个系统，权力系统支撑着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也影响权力系统。而国际关系就是各文化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即文化系统间和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和秩序，但仅仅建立在权力平衡基础上的世界稳定秩序是不够的，还须具备文化间的稳定。[①f]这是因为维持各国文化间的稳定与和谐是国际长久和平的根本保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致力于国际文化关系史的“跨文化理解”。
    其三，外国史研究中非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在国际化社会史研究潮流推动下，美国史学家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要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就必须摒弃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这是因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②f]美国年青一代史学家打破了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研究中国史的传统模式，确立了研究中国史的中国中心论这一新的理论取向。[③f]其特征是：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和城市，以展开区域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注重运用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因素和跨学科研究。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例如，奎索（Richard Guisso）和约翰尼森（Stanley Johanneson）在合编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史学界以往那种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来观察中国问题的理论取向，认为中国问题具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原因，因而必须根据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加以考察和分析。在他俩合编的这部论文集中的文章，不仅探讨了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以及历史上的著名妇女及其事迹，而且分析了中国妇女在儒、道、佛三大教中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研究中，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摒弃了西方中心论，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中心论的新的理论取向。在对第三世界其他各国社会史研究中，美国史学家也基本上确立了这一新的理论取向。
    其四，世界史研究中的全球观点的理论取向。反映这种新的理论取向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其理论特征是：一、改变了世界史研究的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点、包含全球内容的研究世界史的新的理论取向。二、摒弃了世界史撰写的国别史拼凑组合的方法，提出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整体性方法。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其研究的重点是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三、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当代性的一层含义是当代史就是世界史，另一层含义是世界史研究与当代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注重以今察古，以古鉴今，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
    不过，作为西方人，虽然他们对于确立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其书中也不可避免遗有传统西方中心论理论取向的痕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识的不足无疑是一个主要方面。例如，麦克尼尔通过与中国学者直接的交流，看到其《世界史》过去由于对中国史所知有限而存在的很多不足，认识到公元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史舞台的中心。这是因为：纵览当时世界，中国无论是人口的稠密、工商业的繁荣、城市化的发展，还是文化的灿烂，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因此，他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如果有机会，他将改写其《世界史》，“将欧洲中古封建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1000年的中国为叙述的重心”。以后他在《大国的方略》等新的论著中，集中论述了11世纪中国文明的各项成就，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和最重要的国家，因此必须对中国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充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