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在于，他首先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认识、解释历史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最先倡导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写出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即已收入《李大钊文集》的《史观》等11篇文章），这是他对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系统研讨。在研讨中，他着力揭示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从中寻出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形成的源头。李大钊对待西方历史哲学的科学与批判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多启示，这些研究成果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考察是从16世纪法国学者波丹和勒卢阿开始的。波丹（Joan Bodin，李大钊译鲍丹）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1566年他发表了《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历史运动的有规律性，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他的学说的重要，“在于创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所流行者。”①但在波丹的时代，历史哲学仅仅处于萌芽的状态，波丹的目的“不在寻找一种科学，更不在竭力作成一种科学。”②勒卢阿（Louis le Roy，李译鲁雷）是与波丹有许多相同观点的法国学者，著有《世界事物的变迁和差异》一书，他考察了各个时代文化的兴衰，认为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兴起、繁荣、成熟到衰败、终结的循环的发展过程。但勒卢阿把“盛衰代序的原动归之于天命。”③
    历史哲学的“真正建设者”，李大钊认为，是意大利学者维科（Vico，李译韦柯），他“具有哲学的说明历史的伟大的学力。他不只是历史哲学的先驱者，简直是历史哲学的创造者。”④维科所著《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他力图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各种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力图在各民族起原、发达、衰颓、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寻求出道德、政治、权利、法律等方面的“原理”，李大钊称赞说：“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⑤
    李大钊十分称赞18世纪理性主义思潮对历史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史学界遂有一大革命的运动的酝酿”，这种运动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中寻出秩序与统一的新原则，以代基督教的旧原则。”⑥历史哲学就是在这种新思想路线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李大钊比较推崇的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杜尔阁（Turgot，李译涂尔高）的《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论》等。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的孔多赛（Condorcet，李大钊译孔道西），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也受到李大钊的重视。继承孔多赛的历史思想的是法国19世纪初期的著名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Simon，李译桑西门）他关于社会历史方面的理论十分丰富，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酣畅的笔墨专章论述了圣西门的历史观，高度赞扬他关于历史法则、历史规律的思想，还特别指出了他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启示。
    此外，李大钊还曾论述到继承圣西门历史思想的法国哲学家孔德，论述到德国历史哲学的奠基人赫德尔，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及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然而，李大钊对这些德国学者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却没有多加评论。
    在李大钊看来，真正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创立的。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以哲学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的基础，也即历史哲学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就像一座建筑，有“基础与上层”，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的变革会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所以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因为以经济关系说明历史，“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因此，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哲学，有时他也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一些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对其提出了挑战，新康德主义者、德国西南学派的代表李凯尔特（Rickert，李译理恺尔）提出所谓“文化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历史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以发现一般法则为目的，因为它以只发生一次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只需按“价值关系”的方法来研究，而不需要一般法则。李大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对于这种把自然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能全表赞同”，尽管它“未尝无相当的理由，”但“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⑦李大钊坚信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历史哲学中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