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孔丘据鲁史策书成文作《春秋》、司马迁继承父任写《史记》，而国史始具规模；至刘知几撰《史通》、郑樵创《通志》、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而史学始有体系。无论从历史哲学、编纂学或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这三位杰出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并提高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理论水平，丰富了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的内容，把饶有优秀传统的史学推向了当时可能达到的高峰。今天，从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对于中国文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初步总结，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三人中，刘知几不仅是对唐前史学业绩进行全面总结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对史学新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第一人，草创之功最巨。过了四百多年，约当南北宋之际，郑樵出来，深造自得，在刘知几《史通》的一定影响下，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力矫班固以来断代为史的流弊，发愤著作，肩负起梁武帝《通史》一书所未能完成的使命，独力撰成《通志》二百卷，结合理论和实践，比刘知几的止于“抑扬”，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更五百年至清乾嘉时代，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应时而出，在考证、义理、词章三派学风的冲击下，追溯古今学术的源流，探索文史著作的规律，针对汉宋学术末流之失，就二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体系、文史类例义法，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发凡起例，把一些前人所未发的新见解，集中概括于《文史通义》、《校讐通义》两本谨严的著作里，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文史研究水平。他在刘知几和郑樵的文史学批判的基础上，在与当时汉宋学派的理论斗争中，批判吸收，抑扬抉择，扩大了范围，提高了认识，自成体系，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成就。
    三人中，刘知几偏重“史法”，郑樵独具“史识”，章学诚更在“史意”上，作创造性的发挥。换句话，《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文史通义》、《校讐通义》则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出发，扬马申郑，强调历史的整体和长流观点，以建立文史新体系为目标。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学术潮流，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拟采太史公写汇传的体例，把他们三人相提并论，就其文史批判的卓越成就，进行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的提要。
    一、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历史意义
    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好《左传》，十七而遍读诸史。二十举进士。三十岁后始交徐坚、吴兢等知名绩学之士。武后长安二年，知几四十二岁，始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迁左史撰起居注。前后领史馆二十余年。《旧唐书·本传》：“子玄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
    五十岁时，《史通》脱稿。内外共四十九篇。书中提出自己对于历代史学的批判性总结，和对于史局同僚不同意见的辨解，以及对于文史学新体系的建设性意见。
    知几在史馆二十余年，主张多不能实行。因此感到“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默而无述，又恐殁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新唐书·本传》亦云：“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这正是知几写《史通》的主要动机。
    其著《史通》，又尝以杨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自况。批评文史，商榷义例，隐然有建立史学新体系的怀抱。所以他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天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
    其所自述如此。《史通》一书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我想，可以从下列各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六家二体，科判得失，对于唐前史学进行全面的总结
    对于中国历代史学流派，刘知几首在《六家》、《二体》两篇里，溯其起源，疏其得失，第一次给予比较全面的批评：
    （1）以《尚书家》为“记言”的史体，而病其“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年月失序，爵里难详”；体例不纯，纪言之外，不应另有纪事专篇。
    （2）以《春秋家》为“记事”的史体，善排比年月，罗列中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而病其记载挂漏，彰显无定：“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3）以《左传家》为“编年”的史体，美其经以提纲，传以释事，言简而要，事详而博。“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申左》）。
    （4）以《国语家》为“分国”的史体，谓其适于封建割据， 自封建废而史统于一，“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5）以《史记家》为“通古”的史体，善其“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而病在“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
    （6）以《汉书家》为“断代”的史体，美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总之，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浦起龙《通释》按语）。因此得出六家中唯有《左传》编年、《汉书》纪传二体，为“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的结论。开宗明义，提纲挈领。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的概括能力与批判精神之一斑。虽然这种批判，在今天已成为史学常识，但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知几能够发此议论，不能不说是史学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