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事记言，勒成删定，从编纂学上阐明史体的双轨
    知几论史，文理密察。其所论列，不仅止于消极的批评，且多建设性的创议。
    如：因旧史体例乖越，于是《内篇》特详史家的体例，《杂述》强调杂史的作用。
    因史文靡丽，因习模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于是揭其五失，倡文史分离之说。
    因旧史记事缺滥，“事有妄载，言有缺书”，于是主张“远略近详”，发《烦省》之论。
    因史书叙事烦琐，于是别体为四，分流为二，力主用“简”用“晦”，而有《叙事》之作。
    因史籍撰注失实，或“苟出异端，虚益新事”；或“不凭国史，别讯流俗”；或“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因作《言语》、《采撰》、《直书》之篇。莫不“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真当得起“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的自赞。后来修史家多直接间接受其影响而改辙更弦，奉为圭臬，浦起龙在其《通释》按语指出：“自其以‘编年’、‘纪传’辨涂辙也，而“二体”之式定；自其以《史记》、《汉书》昭去取也，而断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纪》于未帝之先也，而开创无冒越之篇；自其拟《世家》以随时所适也，而《载记》有变通之义；自其论后妃称《纪》或寄《外戚》皆非也，而传首始正；自其论篇赞复衍、更增铭体尤赘也，而骈韵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灾祥屏{K10502.jpg}纬之芜；自其痛诋魏收之标题也，而称谓绝诞妄之目；自其以书地因习为失实也，而邑里一遵时制；自其以叙事烦饰为深诫也，而琐噱半落刊章。约举数端，后史可复”。可谓持平之论。欧宋《新书》，亦往往采其绪论（钱大昕《养新录》）。这些还限于旧史体例方面；要其精义所注，则为史道“二流”之论。所谓“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官制置》）。盖就史料与史书二者，提出分工合作之说，而以“当时”、“后日”并论，最为切实易行。孔子本鲁史策书成文而作《春秋》，司马迁本《国语》、《国策》、《秦纪》、《世本》、《楚汉春秋》而撰《史记》，司马光撰《通鉴》，首纂长编以为要删之本；历朝《起居注》、《实录》之成为国史资源，其故在此。所以“当时”秉笔，是史料的记注，要能详尽；“后日”删润，是史书的撰述，贵乎别裁。写作要求不同，体例因之各异。盖古史职掌“记注”，而撰述必待其人。“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分工不同，要求斯异。换言之，“记注”近于史料的排纂，“撰述”则是史书的删定。一重史实，一重史势。这种体例的分工，就在今天的史学界，也不能说是不重要的。知几稽考旧史，参以经验，探索出这个规律来，它的首创性是应当给以较高的评价的。
    （三）史官建置，监修独撰，从提高史职立场，指出“一家独断”的优越性
    中国史官，建置很早。于文，“史”从又执简，“尹”从又执笔，盖自殷商之世，已经有典有册。史官之“史”，实兼皇家书记官、图书档案管理者及高等顾问诸职。《周官》五史，职掌分明；《曲礼》所说“史执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知几《史官制置》详载历代有名的史官，以为一国历史文献所寄托的象征。汉兴，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孝宣以后，名位始轻；东汉以来，乃有“兰台”、“东观”、“著作”之名；魏晋以降，“秘书”、“著作”、“修史学士”，“杂取他官，不恒厥职”；而设局监修国史，以大臣统领，实从晋康帝时武陵王领秘书监开始。从此父子相传、一家独断之学，遂移于史局了。知几对此深为不满，既为《辨职》篇说明“史之为务，其途有三：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意谓史在得人重任，不在设局监领。唐之设局，定制加严，史馆则移入省中，监修则通敕朝宰，种种限制不一而足。知几以为“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史必设局、局必置监之弊，至此为极。从提高史职、反对官僚主义的积弊出发，知几在《忤时》篇，借与监修国史萧至忠诸官书，要求退出史馆，自陈“五不可”的理由。
    一是人多阁笔，汗青无日；二是史材难集，无所取资；三是取嫉权要，不能直书；四是禀承监修，牵制难行；五是科条未立，铨配无人。一针见血，揭发了领局监修国史的弊端。其中心所尚，则在独立修史，摆脱权贵干涉。所谓“昔鲁史之修《春秋》也，不籍三桓之势；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所以“深识之士，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这种私人撰史的优秀传统，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虽然受到阻碍；但是唐后一些著名的代表作品，若《三通》、《通鉴》诸书，都是完成于一人之手（或独力或主编），其质量之高，迥出一般所谓《正史》之上，足证知几此一主张的卓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