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书实录，反对浮词曲笔，强调客观忠实的写作态度
    撰述新史，首贵实录。“叙事以时势为转移”，“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惑经》）。“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所谓直笔，就是“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杂记下》）。
    按旧史多非实录，不足征信，其故有四：循情曲笔，言不称美；粉饰润色，言过其实；所据多谬，不足征信；因习撰拟，失其天真。
    《采撰》篇列举前史之失，约有四端：借词诬蔑诡妄之失；喜载恢谐神怪之失；谬征偏狭志乘之失；妄信传闻妄言之失。《言语》篇说：“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古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沮渠（北凉）乞伏（西秦），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元魏）宇文（北周），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是古代史官的优秀传统。知几特著《直书》篇加以表扬：“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尽管统治阶级多方迫害，正直的史家总是采取迂回坚韧的斗争方式：“是以张俨发愤，私存默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其实，曲笔虽是作者“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的结果；但历代统治阶级设局修史，总是希望“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所以“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地；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而“隐候《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这就足以说明“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缘故。“他善必称，已恶不讳”的书法；“记功司过，彰善瘒恶”（以上并见《曲笔》）的史职，自然就受到损害了。知几通过对南史、董狐、司马迁、韦昭、习凿齿、崔浩、王劭等正直史家的表扬，和对王忱、魏收、沈约、董统等曲笔阿时的挞伐，正是他供职史馆时“径情载笔以此忤时”的愤激心情的反映，同时也是他对唐前诸史进行全面批评所得的结论。
    （五）疑古惑经，解放思想，坚持历史进化观点，发扬尊疑批判学风
    刘知几继承了荀卿、杨雄、桓谭、王充以来唯物主义的传统，勇于破除偶象、反对儒学正统的神秘倾向。他不信天命，反对定命论的历史观。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以此讥《史记·魏世家》论赞之失。又说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灭亡。又云于公（定国）高门以待封，严母（延年）扫地以待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以上并见《杂说》上）。他反对{K10503.jpg}祥怪异，采取唯物观点。说“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忘而已”。又说：“祥端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信”（以上并见《书事》）。揭穿了统治阶级迷信愚民的卑劣手段。至于批判汉儒的“灾异”和班固《五行志》的谬误时，更为透辟。如说：“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又说：“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犹加诠次，曾靡诠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以上并见《书志》）其在《五行志杂驳》篇上，针对班志种种“穿凿成文、强生异义”的错误，“科总以四，流别二十”，言之尤详。这样就对于后来诸史的慎言灾异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只是知几唯物思想的初步发挥，其间最具时代批判意义的，要算他的反儒学偶象的思想，敢于在唐颁《五经正义》、儒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继承王充《问孔》、《刺孟》的衣钵，写出《疑古》、《惑经》两篇战斗性极强、批判性极尖锐的文章，向儒学偶象的神秘性挑战。对儒家经典《尚书》等古史传说，提出大胆怀疑，认为美化三代只是复古的虚构。同时对孔子所修的《春秋》，认为“其虚美者有五”，而一连串提出“其所未谕者有十二”的诘问。这无论就范围或实质上说，都大大地超过了桓谭的“不读谶书”和王充的《问孔》、《刺孟》。刘知几和他的先行者另一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吕才一样，一个通过哲学，一个通过史学，各自对那个时代的一些“流俗之士”、“庸儒末学”，进行了出色的批判，为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郑樵等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文史学家开了先路。特别是知几的《疑古》、《惑经》的存疑批判学风，一直影响到崔述和近代一些古史学家。
    章学诚所说“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正可为知几张目。
    此外，知几对于史家修养，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而特重史识（章学诚扩以史德）。对于史实采摭，归本“多闻阙疑、慎择其余”之教（章学诚修志定阙访三例），提出“异辞疑事宜善思之”之说。同时主张国史创立《氏族》、《郡邑》、《方物》三志，以广史域（郑樵本之作《氏族略》）。另立一志，专录“前言”（章学诚本之作《文征》）。从谨严史裁出发，反对拟古，采用方言，力倡文人不应修史之论。从扩大研究范围出发，力主经子集部皆可入史（章学诚：文集者一人之史）。这些见解，都对后来郑樵、章学诚的史学，发生直接的影响。饮水思源，刘知几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名列前茅，功等开山，应当说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