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考察，是“五四”时期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思想所进行的最初探索。应该承认当时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很全面的，对那些西方思想家们的评述也未必精当；但他在当时所达到的程度对于一个刚刚从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研究历史哲学问题丝毫没有学究的作风，没有故弄玄虚地玩弄哲学概念，也没有去作繁琐的注经式的解释与说明。他研究历史哲学完全是从认识世界的实际需要出发的：通过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了解人类历史思想发展的进步趋势；了解马克思如何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新历史观；从先哲们对人类历史的哲学思考中获取一种“乐天努进”、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同时，他研究历史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从西方历史哲学中吸取积极的思想因素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建立起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体系。总之，李大钊批判地研究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而西方历史哲学又反过来丰富和启发了他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认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孤立的现象，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通过对近代欧洲历史哲学思想的研讨，可以看出哪些思想家的“天才的闪光”曾经启发了马克思。只有看到这个历史思想发展的轨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比他的前辈们的高明之处。
    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曾经简要地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他自己对唯物史观发展的认识过程。他说：唯物史观自波丹开始，“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多塞“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所以，李大钊说孔多塞“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接着，他又分析到圣西门，指出圣西门“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认为“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以后，梯叶里、米涅、基佐等人，继承并发展了圣西门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条、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则，是尤其重要的。”但李大钊认为，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后的功绩是属于马克思的。他说：“至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31）试问如果没有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他如何能概述唯物史观这一发展过程，又如何能看到马克思比他的前辈们的高明之处呢？可以说，李大钊对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研究过程，也就是他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前题的探讨过程。
    第二，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帮助李大钊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曾专题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指出：史学的研究，能促进人们“热心的去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澈人生经过的道路”。（32）他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时代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李大钊所以能对史学研究抱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历史哲学的启发。
    通过对历史哲学的研讨，他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螺旋形进步发展的过程，“黄金时代”是在将来，而不是在古代。他认识到，有生命的历史不是那些“过去的纪录”，而是那“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依照历史哲学家们确立的法则，历史“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即依此亦能预测将来的社会如何，将来的历史阶段如何。”（33）这就是说，既然通过历史研究不但可以了解过去和现在，而且可以预见将来，因此人们完全应该对历史发展抱积极的态度。
    尽管历史的进程有时是“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螺旋状的运动，李大钊认为这也是循环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退落的。既然我们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前进的，我们在这进步的世界、历史中，就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欢天喜地的前进。“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34）不难看出，李大钊这里所表述的思想，不正是来自那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吗？
    通过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李大钊也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在“天神”，不在“圣哲”，而就在社会的生存本身。在《史学要论》中，他热情赞颂新的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35）显然，这也是历史哲学思想给予人们的积极的启示。
    第三，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启发李大钊提出建立新的历史哲学学科的设想。
    李大钊探讨了近代欧洲历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研究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他感到历史哲学的任务并没有完结，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作出根本性的说明。因此，他在《史学要论》中提出了建立历史哲学这一学科的一些设想。
    李大钊认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就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即是历史哲学”，“就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即是历史科学。”（36）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历史哲学不是属于历史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哲学的一部分。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哲学要籍助于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它所供给的材料；而历史科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理论，对历史研究进行指导。李大钊认为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研究、科学考证的历史科学是必要的，但“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应是些比在历史学上所究论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37）这并不是说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仅仅在程度上深于历史学，他指出：“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性及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