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欧洲关于社会历史的所有进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革命；因此，他在对欧洲历史哲学的研讨中，抓住从16世纪中期的波丹到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这三百年来历史哲学发展的主流，努力揭示出它的进步趋势。这对中国学者说来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以下我们把李大钊对历史哲学进步趋势的探索分四个方面来概述：
    1、从神权的历史观到社会的历史观
    在自然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神权的历史观曾经长期在史学领域里占据支配地位。正如李大钊所说：“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⑧他指出，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教父奥古斯丁的思想，就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可以说，这个时代“神学而外，几无科学之可言。”
    这种神学的历史观一直影响到16、17世纪的西方史学，严重地束缚着史家的头脑，即使一些具有进步历史思想的学者，也难以完全摆脱神学史观的影响。波丹生活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发展，但波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史观的束缚。李大钊说，当波丹研讨到某一“科学和文学的时代的衰颓”时，他便认为是“基于上帝的直接行动”；说到世界的起源时，他便解释为“上帝在恰好的时候自由的创造”。他的思想有时甚至还被“占星术的信念所混合”，如他说罗马共和国共存在729年，这个数是9的三次方，说明“9”这个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直到17世纪后半期，一些史家的著作，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史观的影响。李大钊以1681年出版的法兰西史学名著《世界通史》（李大钊译作《普遍史论》）为例，指出这是一部“以《圣经》为宝典”的著作，它的作者是法国王太子的老师、历史学家博绪埃（Bossuet，李译包绥）。李大钊说，这部书“凡《圣经》之所垂告，彼皆深信而不之疑”，“他解释历史，始终以《圣经》为秘键，纯为一种宗教的历史观。”⑨李大钊说这部书“名实不符甚远”，论述帝国的兴衰，而以天命为归，乌足语于历史哲学之价值乎！”⑩
    进入18世纪，宗教神学的历史观开始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攻击，史学界开始出现一场革命的运动。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受到启发，力图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也能发现规律或原则。李大钊对孟德斯鸠和博绪埃的历史思想作了认真的比较，认为他们的概念全不相同。博绪埃从一个神学的学说开始，仅仅把历史作为验证这种神学观念的“例证”；孟德斯鸠“以历史的事实本身开始”，只根据那些纯粹属于历史的事实去说明法律。李大钊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差异很大。博绪埃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讲是极端错误的，而孟德斯鸠的方法从当时他所达到的水平看，“可谓善矣”。他指出，孟德斯鸠为历史学提出了一个“开一新纪元的原则”，因为孟德斯鸠指出，“历史的行程，全为普遍原因所决定，全为广布而永存的倾向所决定，全为广而深的潜流所决定。”（11）李大钊认为，这一原则的承认，“是历史科学可能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只要根据这一原则做进一步的努力，“历史科学将不难兴起”。尽管孟德斯鸠没能真正找到历史的动力及规律，没有找到影响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但他所开创的与神权的历史观截然不同的研究途径，对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2、从怀古的历史观到崇今的历史观
    在中世纪的欧洲，史学界盛行一种“黄金时代”说。人们相信古代有个“黄金时代”，能够“化美俗良，德福并茂”，有如人间天国；后来，“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由金的时代，降为银的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
    欧洲自17世纪以来，展开了一场古今优劣的论争，它虽从文学方面引起，但涉及到对整个社会的估价，怀古派与崇今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两种历史观的论争。李大钊认为，这在思想史上有着相当的意义。崇今派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迷信古人、崇拜死人权威的一种挑战。这场论争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现今的人能不能与那些有名望的古人相抗衡？大自然造就了古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今天大自然的力量是否衰竭了？人性的力量是否也衰竭了？今天还能不能产生古代那样的伟大人物？今人能不能超过古人？李大钊站在崇今派的立场上，热情地追述了崇今派思想发展的过程。
    在17世纪的今古论战开幕前，已经产生了一位崇今派的战士，他就是被李大钊称为“崇今派的先驱”的波丹。波丹首先否定了中世纪史学界所流行的“黄金时代”说。他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是“永存与不灭的”，过去时代所产生的个别人物在另一时代也同样能产生。人类从原始时代以来，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把中世纪学者认定的“黄金时代”拿来与今天相比，“现今反倒是金，它反倒是铁，亦未可知。”
    继波丹之后的崇今派战士，李大钊认为应首推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李译培根）。培根认为，对于“古代”要有正确的理解，人们所尊崇的“古代”实际上只是世界历史的“少年时期”，真正的古代应该是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代。比如，今天引起世界无数变迁的三大发明（指印刷术、火药、罗盘针）古代人并不知道；新航路开辟以后，自然科学发展所造成的人类知识的增长，并不亚于过去的希腊、罗马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