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笛卡尔的崇今思想比培根更坚决、更不可调合。李大钊说，他没有那些对古典文学的“尊敬”，他主张彻底抛弃经院哲学的偏见，把数学上从明白无误的公理出发进行推导的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笛卡尔主张完全破除对古代的迷信，提倡“普遍怀疑”，主张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期望将来知识上的进展。”（12）他认为这种“进展”，必将对未来人类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在论述圣西门的历史思想时，也谈到他的“黄金时代”观。在圣西门看来，诗人们梦想只有太古蒙昧的原始时代才有“黄金时代”，其实把它认作铁时代更适当。因为“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13）只有我们的子孙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要为他们开辟道路。圣西门不同意人们把9-15世纪这段时间称为野蛮时代，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进步的、 上升的过程，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以前一种社会制度为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因此，中世纪比古代希腊、罗马是进步的。
    此外，李大钊还具体地评述了崇今派与怀古派这场论战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发展的情况，包括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里论争的情况。李大钊说他“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实际上，他是把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进步趋势，从另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出来。
    3、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李大钊探索近代欧洲历史哲学进步趋势的另一重要着眼点，是考察这些思想家如何回答人类历史有没有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揭示出这种规律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个有规律的过程的人是波丹，尽管波丹的历史思想没有能完全脱离神学思想的影响，“但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一个新步骤了。”（14）
    波丹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己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15）波丹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经2000年之久；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也约2000年；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这三个时期由于民族心理上的特性而各有特色。这种分期方法，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自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16）但李大钊认为，这种观点虽有“粗荒之嫌”，但对后人却很有启发，例如对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的认识，便可以说是一种“预见”。
    谈到维科的历史思想时，李大钊特别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个有规律的过程的思想。维科把这个过程具体化为三个阶段，并且强调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它们是：（1）神的时期--人类的童年，这是人类完全受宗教观念统治的时代；（2）英雄时期--人类的青年， 这是人类受贵族统治的时代；（3）凡人时期--人类的成年，这是民主共和国或具有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的君主制时代。（17）然而，维科却是个历史循环论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便又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发展。这自然是不科学的见解。正如马克思指出维科的《新科学》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一样，李大钊在指出他认为人类将“重复回到他所出发的点，是荒诞无稽”的说法同时，又指出维科的“反复说”的价值，应从他指出“社会的运动可以视为螺旋的升高”（18）这一点来理解。
    李大钊还特别注意孔多塞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见解。孔多塞认为，人类进步不但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这种进步是无限的，因为人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孔多塞把文明发展的时代分为10期：（1）原始部落时期；（2）畜牧时期；（3）农业阶段，人类走上精神进步的道路；（4）古代希腊人类思想初次进步；（5）古代罗马知识继续进步；（6）黑暗时期，科学完全衰落；（7）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缓缓复苏；（8）印刷术发明到科学哲学脱离宗教束缚；（9）笛卡尔开创的科学革命到法国革命时期，理性和科学终于战胜；（10）法国革命以后时期，完美的理性王国。（19）李大钊介绍了孔多塞的分期法，并特别指出他所分的第10期，“实潜存于将来”。因为孔多塞死于1794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情况他无从知道，因而只是一种设想。这表明孔多塞相信，根据他所提出的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李大钊对孔多塞这种勇于预测未来的思想很是赞赏，但也指出他这第10期“不能说他自己考究出来社会发展的任何法则。他的未来的预见，是基于他的时代的理想与倾向。”（20）
    李大钊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圣西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设想，是最接近历史本身的规律的。圣西门在描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时，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了基本上正确的分期。李大钊对圣西门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作了如下表述：人类最早的社会是“原始社会”，当时“强者对弱者施以压迫”，是当时主要的情形，这是联合的不完全的结果。但是它的继起的形式，显出一个渐次的和缓，食人风息，继之以“奴隶制”；奴隶制度，继之以“农奴制”；农奴制绝，最后又发生资本家工业上的榨取。“将来的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发展的键。社会的主眼，在生产生活必要品；社会生活的终局目的，在地球的共同利用”。（21）我们可以看到，这多么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啊！
    李大钊也曾注意到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他谈到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这样的：“（一）东洋的，（二）甲希腊、乙罗马，（三）日耳曼语系的世界。”但李大钊对黑格尔的历史规律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分析， 他认为：“Hegel（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派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22）这里，李大钊对黑格尔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精神”的批判真可谓一针见血，也许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过于暧昧、过于空虚”，所以才对它较少论述吧！
    4、对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解释
    近代欧洲历史哲学自脱离神权史观的影响之后，许多思想家努力从社会历史本身去寻找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但什么是真正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呢？人们从当时自己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出发，纷纷提出自己的解释，这也是李大钊研究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波丹对历史的研究，在李大钊看来还不能“作成一种科学”，但在他的论著中“亦不无有趣益于治历史科学者之理想之可寻”。李大钊认为，波丹解释历史“那最有趣味的点，乃在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23）李大钊认为，波丹既然把民族分为北方的、中部的、南方的三部分，他就要以非常周密的知识来研究各地区风土的、地理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居民的体力、勇气、智力、人性与贞操的影响。他认为波丹的这些见解，“固有许多是虚伪的，亦有许多是真实的。”他的见解对孟德斯鸠有很深的影响，《论法的精神》中的很多观点，都曾被波丹提出过。
    在评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时，李大钊把他的观点概括为“物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他说：“孟氏求所以说明历史者，重要的即由这些物理的影响。文明如何为外界的行动所限制，一个民族的法律和那个民族的社会与道德的生活的成果，如何与温度、土壤及食物相关联，这个孟氏是根本的问题，他尽其全力以解决此根本问题。”（24）但李大钊认为，说孟德斯鸠已经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是无稽之谈”。因为物理作用所及于人类发展的影响，还需要气象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人种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作更多的发现才能来说明这一点。李大钊认为，物理的原因即使对人类生活有影响，也应分清是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可一概而论。他还认为气候、土壤与食品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直接动力”是非常微弱的，“而其活动，亦极暧昧”，所以把这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来肯定是错误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某些章节，在论述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谈到商业、货币与人口、租税等问题，李大钊则充分肯定了这个方向。他说：这几章“把经济的元素引入历史科学，不论这些卷里的经济论的误谬是怎么样，这已是一个绝大的贡献。”（25）这就是说，尽管孟德斯鸠在论述商业、租税、货币与人口这类问题时，存在矛盾与错误之处，但他能把经济学的某些规律与历史科学“牵到一块儿”，让他们在说明社会现象时进行合作，这就是一种“伟大而特殊的功绩”。
    最后，我们看到李大钊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圣西门的历史观。圣西门有两种历史观，他的初期著作表现为知识的历史观，认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但他后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经济的历史观。李大钊说：马克思正是“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26）
    圣西门是如何提出这新的历史观的呢？李大钊具体介绍了这一背景：由于圣西门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大约25年的时间中亲身经历过10次政治上的“激变”。这种国家政治统治的数次变化，却对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有何等可认的变化。”这使圣西门感到，政治形式的变化，对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它的影响是第二位的。于是圣西门认识到：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从而又影响到各历史的阶段的东西，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也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而是那真正能够造成人类物质生活的“产业组织”。圣西门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法则：“认识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27）
    圣西门根据这种历史观，认为“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以此阶级的发达及其社会的地位变动，说明法兰西的历史。”（28）这里，圣西门所说的“产业者阶级”是指与“所有者阶级”对立的生产者阶级，也就是指劳动群众。圣西门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指出：“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29）李大钊非常赞赏圣西门这样的观点，他指出：“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30）
    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大钊通过对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细密考察，已经发现了接近唯物史观的边缘的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态度，体现了一种求实精神与批判精神。求实精神使他能以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缜密地研讨，努力发现它们中的闪光的思想，从而历史地肯定它们的价值；而批判精神则使他不被历史哲学家们的思辨体系所迷惑，能够不断发现其中的谬误与不足，不断的探索前进。这是李大钊从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讨中，最终达到认识唯物史观并坚信唯物史观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