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观全书，我们认为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1）作者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即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为线索来展开自己的论述，并统率全书，可以说抓住了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这一书名，浓缩着作者的基本观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同起步、一起发展起来的。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是前者为后者服务，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前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后者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发展的。本书所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均非职业历史学家，他们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学者。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们不过是作为革命家的他们的观念写照而已。研究历史之于他们，就象枪炮弹药之于战士。“从血管流出来的都是血”，战士所从事的历史研究，自然本身就是他们所身与其中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关注民族和自己所属阶级的命运，是这一史学形态区别于其他史学形态的鲜明标志。
    中国近代的民族矛盾与阶级冲突太紧张、太酷烈了。燃眉之急的时代课题，迫使那些热血学者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去了。这种背景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研究课题到思想内容，乃至表达形式，无不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例如，为了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史学家们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为了鼓舞人民的斗争热情和激励民众的革命情绪，史学家们推崇历史上的革命和起义；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史学家们歌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壮举，赞美“反清复明”的斗争，表彰一切反抗异族入犯中原的英雄；为了推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史学家们研究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暴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为了说明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去，人们探讨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了指出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前途，指出中国也是遵循着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史学家们坚决主张中国也存在过奴隶制社会，等等。总之，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研究的几乎所有课题，都和反帝反封建有关，都和救亡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息息相通。为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学院派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远离时代的研究课题，或为他们所不齿，或为他们无暇顾及。前辈史学家们在当时这样做本身无可厚非，这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的传统使然，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这样做是真诚的。在他们看来，他们身与其中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自然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他们的研究本身也是科学的。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简单明快地处理了革命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限制了它所取得的成就。罗梅君博士在她的书中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治史时，民族的动机高于社会（阶级）的动机，这一论断并非无可挑剔。但她道出的这些史家治史时科学之外的动机高于科学本身的动机却是事实，我们不能不说作者的见解犀利而深刻。把30至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概括为是处于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虽不能说一语破的，但可以肯定将会成为不刊之论。因为这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准确定位。
    （2 ）作者把类比和影射的方法作为这一时期处于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的重要形式，也是深中要害之论。
    建国之初，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一篇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检讨的文章中指出：成书于40年代初的《中国通史简编》，在许多地方犯有“简单的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的错误，以致使该书有关论述变为“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②翦伯赞这时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错误倾向，“即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与现实的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好象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就失掉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紧接着他也象范文澜一样检讨了自己：“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办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③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编辑部也在这时著文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借古说今”的方法很盛行，“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某种政治任务。”④这些材料说明，历史类比以及作为这种类比形式之一的历史影射，的确是建国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编撰的特征之一。
    那么，历史类比和影射本身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认为罗梅君博士所作的概括也是准确的；根据非本质的外部现象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大多是直观的对比以形成进一步等同的基础。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所作的概括比这里更明确：“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开，以便使人们看到他们和现实的人物与事件的表面上的相同之处。”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把三国时期的吴罗联盟比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通过对破坏联盟的孙权的谴责，来指斥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⑤；在《论西晋的豪门政治》一文中，翦伯赞写到：西晋的豪族，“是在内战中诞生，在内战中成长”，是“内战的内行”，“外战的外行”，这是在明显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⑥。可以看出，罗梅君博士的概括就是在这些丰富的实例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又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这些实例。
    罗梅君博士不但准确地概括了历史类比与影射的特征，还深入分析了这一方法存在和流行的社会历史条件。其直接原因，她认为是“把在特定条件下无法公开的政治言论以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亦即“把针对现实问题而做出的政治论断移置于历史角度上。”这就是说，三四十年代的类比和影射，在罗梅君博士看来，是政治高压与文化专制主义的直接产物。翦伯赞在40年代所说的两段话给这一论断提供了生动的注脚。翦伯赞说：“历代的统治者，从中古的专制皇帝到近代的法西斯匪徒，都不断地用暴力来剥夺文化思想的自由，企图把政治独裁，伸延到学术的独裁，……但是他们不知道，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奴婢。”⑦影射和类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为“暴力抓住了作家的头发，但并不能抓住作家的心灵，思维，是最善于找到自己的出路的。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恋爱；你不准他谈人间；他就谈天上，你不准他谈现在，他就谈过去；反正他总要找条出路。”⑧影射和类比看来是人们在不能直接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时所不得不采取的形式。罗梅君博士认为，类比方法不是中国独有的，在欧洲，这一方法直到16世纪末都起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表现。”对中国来说，它是“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社会中解释客观世界的基本形式。”在罗梅君博士看来，作为处于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重要形式的30至40年代的类比，不过是这一“基本形式”的特殊表现，这是这一时期类比方法存在与盛行的更深远更一般的背景。而且作者还认为，这一局限性很大的思维方法只能随着农业社会的终结而终结。这些分析，不仅深刻精当。还表明作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说明问题的方法。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一书启人思考之处甚多，以上所论不过是示例性的。当然，本书也有若干值得商讨之处。这里我们不是指因文化背景、理论取向乃至政治信念诸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论述，我们指的仅是学术观点本身。下面我们只就作者的一个主要论断谈些看法，以就教于罗梅君博士。
    罗梅君博士指出，30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治史的民族动机高于社会动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受到淡化，民族动机从一开始就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在我们看来，这与史实不尽相符。材料显示，这一时期由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治史的社会动机高于民族动机，从30年代起，这一动机就保持着日趋强化的势头。具体说来，20年代的李大钊，倡导为个体的人生修养而研究历史，阶级观念比较淡薄；“大革命”失败后，历史研究的阶级动机格外突出，历史研究从为个体发展到为阶级，从为人生发展到为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罗梅君博士所强调的民族动机才一度占主导地位，历史研究从为阶级过渡到为民族，从为革命过渡到为救亡；但皖南事变后，一度被掩盖的阶级动机又迅速得到强化。一直到40年代结束，这一强化的过程仍在持续。我们认为，支配历史研究的各种动机的强弱，是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情势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一成不变的。20年代的为个体，属于启蒙主义性质，这是这一时期各阶级联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决定的；大革命的发生与失败，是对各阶级关系的一次巨大调度与调整，阶级对立极度尖锐，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当然这时不会淡化自己的阶级观念；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阶级动机仍被保持着，只是为救亡的硝烟所笼罩。这些看法，不知罗梅君博士以为然否？
    注释：
    ①梅希蒂尔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Mechthild Leutner,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 er und 40er Jahren），威士巴登，1982年版。
    ②《新建设》第4卷2期，1951年5月出版。
    ③《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
    ④《学习》第4卷20期，1951年10月16日出版。
    ⑤《中国通史简编》，新知书店1949年4月长春三版，第141-145页。
    ⑥上海《大学月刊》6卷5期，1947年10月1日出版。
    ⑦《学术与暴力》，重庆《中华论坛》1卷2期，1945年2月16日出版。
    ⑧《元曲新论》，重庆《中原》月刊1卷4期，194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