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Hermeneutics一词，中译不一。或作诠释学[①a]、释义学[②a]、解释学[③a]、阐释学[④a]，俱属从读者角度出发之词。本文称传释学，是兼顾到作者传意之图，即及作者通过作品传意、读者通过作品释意两轴之间的种种情况[⑤a]。至论Hermeneutics之定义，亦如其意蕴之一：理解无限[⑥a]。本文则以1960年问世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Wahrheit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一书为讨论基础，借之与通鉴学互相印证，以见哲学方法之一端。
    《资治通鉴》的文学成就如叙事艺术[⑦a]，特别是战争的描写，素负盛名[⑧a]。在传释学的角度下，文学最宽广的意义范围即指整个精神科学；换言之，所有语言流传物都参与了文学的存在方式[⑨a]。本文将从应用与前见、有我之境与传释无限两项传释学纲领略述《资治通鉴》以为说。
    二、应用与前见
    ‘资治’可说即传释学的应用问题。
    《真理与方法》的作者加达默尔称：
    应用是一切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①b]。
    又云：
    历史诠释学也有一种去履行的应用任务，因为它也服务于意义的有效性。在这方面它明显而自觉地在消除那种分离解释者和文本的时间间距，并克服文本所遭到的意义的疏异化[②b]。
    司马光（1019-1086）自谓其所著编年体通史
    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③b]。-这部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得6年（公元959年）止，共记1362年史事之书，是中国编年体通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本名《通志》，宋神宗以其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④b]
    而赐名《资治通鉴》[⑤b]，可说是一本帝王教科书，其应用之目的，明显若此；诚如加达默尔所称：
    所有的读都包含一个应用，以致谁读某个文本，谁就自身处于他所理解的意义之中[⑥b]。
    帝王读史之应用自然是以古为鉴，身为受诏而写《通鉴》意在“资治”的司马光，为履行其所承担之“应用”任务，胸中先具“前见”以之为史实判断，作品传意之基础，既属理有固然，亦印证加达默尔所说：
    历史学家必须承担某种应用任务[⑦b]。
    意同
    诠释学具有一种使文本的意义适合于其正在对之讲述的具体境况的任务[⑧b]。
    至论“前见”，加达默尔承其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称：
    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①c]。
    甚至认为：
    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②c]。
    原因是
    伟大的历史实在、社会和国家，实际上对于任何“体验”总是具有先行决定性的（中略），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③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