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素养有深厚的根柢。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但如同所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一、爱国主义思想与“士”的传统意识
    中国现代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都经过了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历程，郭沫若也是如此，在郭沫若的故乡四川省乐山市文管所，保存着他中学生时代一篇题为《郑成功逐荷兰据台湾》的作文。文中写道：
    自有明屋社以来，胡清僭主，政治专横，汉族之凌夷衰替垂二百余年矣。更不幸而值世界竞争剧烈之时代，上而政府无人，下而民权扫地，而无所恃起与相持，乃至败拙，屡遭赔金捐地，以地大物博之国剂（跻）于四等之列，横遭欺负，莫敢谁何，使外人遂群相嘲笑而赠病夫之名。呜呼，吾汉族人其果病耶？其真未病而奋我勇忾之气本不足以致胜于人耶？夫当明清过渡之际，逐荷兰据台湾之郑成功者，非吾汉族人也耶？！①
    郭沫若这篇作文写于1910年，亦即辛亥革命前一年。文章流露的爱国主义思想，明显带有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说：“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政府丧权辱国，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宰割。在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人看来，要使中国强盛，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清朝的统治实际上并不是满族的统治，而是代表满汉地主阶级的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他们也就划不清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界限。
    郭沫若早年这种具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在前引1910年写的那篇作文中，他说：
    余尝读麦渐黍离之诗，哀怜辗转忧深矣哉。盖天下事其最可为痛心疾首者，灭家亡国，蔑以过之。夫灭国亡家之可悲，固古今中外之所同也。然以吾国论，殷周之灭亡，不过一家之衰替，而国政之权仍归于同族人之掌握中而未逭也，其忧若是矣。彼宋之亡于蒙古，明之亡于东胡，举数千年衣冠文物之□沦于禽兽腥膻之俗，编发胡冠牛马奔走，宁不尤大可悲哉。故当此之时，豪杰之士，莫不仗剑从戎，奋呼而起，效一己之命以图恢复，饮刃喋血，前后相续也。
    《诗经·王风·黍离》，旧说是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平王东迁之后，诗人来到故都镐京，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③。郭沫若认为“殷周之灭亡，不过一家之衰替”，“国政之权仍归于同族人之掌握”，而“宋之亡于蒙古，明之亡于东胡”，则是华夏文明之邦“沦于禽兽腥膻之俗”。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正是历来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夏正统论熏陶的结果。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现实教育了郭沫若，爱国和“排满兴汉”并不是一回事。在1912年写的《感时》诗中，他倾诉了自己对当时国事的悲愤心情：“五色陆离翻汉帜，数声隐约响悲笳。频来感触兴衰事，极目中原泪似麻。”④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净化。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驱使这个出身于地主兼商人家庭的青年，选择了和自己仕宦的大哥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这个海外游子不仅加深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而且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有了新的认识。1915年5月，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奴役中国的“二十一条”。郭沫若为此曾一度愤然归国，并写了一首诗表明心志：“哀的美顿书巳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⑤1919年6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郭沫若和几位福冈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名叫夏社的小团体，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
    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色。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⑥，对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进行猛烈的抨击。郭沫若不仅积极参加了留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而且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一样，对民主和科学表现出热烈的追求。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从形式到内容都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狂飙精神。他强烈希望自己的祖国像“凤凰涅槃”一样，从烈火中获得新生。但是，郭沫若虽然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却不像当时有些人那样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他甚至发出了很不协调的声音：“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罢，我们还是崇拜孔子--可是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骨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⑦为什么同样是爱国主义者，都强烈希望中国富强，而在对待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上，郭沫若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却表现如此不同呢？郭沫若对于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有自己的不同判断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更深地挖掘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与他身上还较多地保留着中国古代“士”的传统意识有关。他对儒家的理想人格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其原型）的消极作用则估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