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跳出“国学”的范围，才能认清“国学”的真相
    1919年，刘师培、黄侃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实际上是与《新青年》、《新潮》等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对抗。新潮社成员毛子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批评“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30）。于是，在《国故》和《新潮》两个杂志上展开了一场有关国故学的论战。胡适给毛子水写过一封信，支持他要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的主张。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胡适多次作讲演和写文章，提倡整理国故。
    应该指出，胡适和《新潮》派成员所提倡的“整理国故”，确实比刘师培、黄侃等守旧派力图引导人们向后看的所谓弘扬“国故”进步。他们的主张，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但是，胡适等人不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有很大片面性，而且他们提倡“整理国故”的目的也是有问题的。如毛子水说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31）。胡适认为“整理国故”“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32）。他还说，他之所以要“整理国故”，是因为“‘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他要“打鬼”、“捉妖”，这就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33）。上述这些有明显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言论，是与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政治态度一脉相通的。
    当“新潮”派和“国故”派打笔墨官司的时候，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后来，国内“整理国故”敲锣打鼓的声浪越来越高，这不能不引起郭沫若的注意。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4月，携带妻儿回国。次年1月， 他发表了《整理国故的评价》，对当时国内“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都以“整理国故”相号召的“流风”颇不以为然。他说：
    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34）
    但是郭沫若也反对“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他认为研究国学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他还指出，对“整理国故”的意义要有恰当的估计：
    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也不可估之过高。国学的范围如果扩大到农艺、工艺、医药等，那情况又不同。但一般经史子集的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我们从事于国学研究的人应该先认明这一点，然后虚心克己去从事，庶几可以少使多少人盲从，而真挚的研究家也方可出现。（35）
    郭沫若这段话是针对什么人说的呢？是不是针对刘师培、黄侃等“国故”派呢？不是。“国故”派和“新潮”派的论战，实际上是以后者的胜利结束的。郭沫若所批评的“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的“整理国故的流风”，并非“国故”派的业绩，而是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所致。胡适一方面极力贬低传统思想文化固有的价值，另方面又把“整理国故”这项工作的意义抬得很高，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6）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只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说“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也不可估之过高”，很明显是针对着胡适上述不恰当的说法的。国学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它既是对学术文化遗产旧价值的重新评估，也是研究者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郭沫若认为国学研究“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这对“整理国故”的学术价值未免估计不足。但是他反对把这项工作的意义不恰当地拔高，这个态度应该说是正确的。
    如果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这篇文章中只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整理国故”的声浪表示某种不满的话，到了他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他对“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方法就明确提出了和胡适等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整理国故”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37）。郭沫若则明确宣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8）胡适说“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39）。郭沫若则认为应该通过对“国故”的“批判”来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40）胡适声称，由于史料不可靠，“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41）。郭沫若则指出，史料的辨伪固然重要，但像《诗经》和《今文尚书》等书，只要其时代性确定之后，完全“可以根据他来研究殷周时代的古代社会及其思想”（42）。
    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实际上是用史料学来代替历史学。郭沫若认为，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既不能只停留在历史文献的考证、辨伪等整理工作上，也不能只就思想谈思想，需要从社会史的研究入手，认清“社会的来源”，才能解释清楚“思想的发生”。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的著作（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者）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44）
    郭沫若作为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深厚修养的学者，当然懂得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重要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说：“不是说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要由中国人一手包办。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45）可见他丝毫没有贬低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等人的学术成就的意思。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清理古代的历史文化遗产仅仅继承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是不够的，必须借助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还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
    用唯物史观来批判整理历史文化遗产，使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得出了和疑古派完全不同的认识。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称“上古茫昧无稽”，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把三皇五帝视为“传疑时期”，对传统的古史系统已经提出了怀疑。在胡适的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由辨“伪书”而辨“伪史”，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古史系统。应当承认，疑古派学者在廓清中国远古历史的迷雾方面是有功绩的。但是，他们的治学方法也免不了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他们非常重视史料的时代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出现早的历史记载不见得完全可靠，出现晚的历史记载也不见得完全不可靠。正确的治史方法应当是在搞清史料时代性的基础上，既把后代附会的伪史加以廓清，同时又要善于利用可靠的史料（哪怕是时代稍晚的记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郭沫若由于有了“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作指导，就避免了疑古派的形式主义地对待史料的毛病。他把《诗经》、《尚书》、《周易》这些历史文献和卜辞、金文结合起来研究，并且参照近代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观念，把中国古代历史放在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生动的图景。人们可以不同意他关于古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一些具体见解，甚至可以指出他的一些错误，但是他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文化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处理历史文献的时代性方面有不够慎重的地方。他后来在《十批判书》中曾经对自己的失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原先对胡适和顾颉刚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估计不足，在读了《古史辨》第一册之后，也改变了看法。为此专门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中写道：“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些都可算是卓识。”（46）对于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也称赞“的确是个卓识”，“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47）由此可见，郭沫若对于胡适和“古史辨”派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只是他不像胡适等人那样把史料学和历史学混为一谈，反对在推翻文献记载的不可靠的古史系统时，把中国远古的历史视为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