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对待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看来，“人民本位”的标准还包含着这样一些价值观念：
    --人道主义。如孔子主张仁者“爱人”，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民本是生产奴隶，不仅可以授予，而且可以买卖。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孔子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尊重人民大众的人格，“把人当成人”（63），这就是“人的发现”（64）。
    --关心人民疾苦。如《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九章·哀郢》云：“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抽思》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郭沫若认为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屈原“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65），“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66）。
    --民主精神。如《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67），主张“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68），“宗庙之本在于民”（69），“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70）。郭沫若认为这些都反映了吕不韦“反对家天下制”、“尊重民意”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71）。
    --同情人民反抗斗争。如李岩出身官宦之家，身为举人，但同情“流寇”。他曾作《劝赈歌》，指责官府豪绅盘剥农民，后遭诬陷，被迫投奔李自成，劝李自成“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郭沫若认为李岩“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72），“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运动才走上了正轨。”（7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郭沫若到了四十年代，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比先前已经成熟得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74）郭沫若提出用“人民本位”的标准来衡量历史文化遗产，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上述主张的精神的。“人民本位”标准，即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它并不一概排斥古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而只是摒弃其腐朽的东西。
    当然，严格说来，“人民本位”的标准也并没有能够完全解决古代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郭沫若主张“一切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便是真，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75）。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文化遗产中，有些东西既称不上精华，也不能视为糟粕，然而它们在文化史和认识史上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样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只讲“人民本位”的标准，有时免不了还会有简单化的毛病。例如，就古代作家而言，有些人的思想可能谈不上有“民主性”，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作品有较高的美学价值。郭沫若在四十年代说：“对于历代作家，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批判。倘使你是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说话的，你便享有身份。如像屈原、杜甫。倘使你只是作为上层的弄臣，你便失去身份。如宋玉、扬雄。”（76）用“为人民服务”来要求宋玉、扬雄，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在谈到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很少再使用“人民本位”这个标准，可能就是因为感到这个提法容易产生一定的片面性。他后来曾经谈到，“至于人民性问题，还是看宽一点好。……只要对人民没有害处的健康作品，都可以肯定下来”（77）。他还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固然“要坚守我们的阶级立场，从事批判。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78）。以此，他认为对殷纣王和秦始皇的评价都应该翻案。上述意见，和他在四十年代提出“人民本位”标准的观点显然又是有所不同的。
    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郭沫若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从早期到后期是有所发展的，但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力图对传统思想文化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诠释。这种诠释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也是对传统思想文化所做的一种转换和改造的工作。他的诠释是否完全正确和科学，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他所做的这种工作，对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有重大的意义，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即使在今天，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①转引自王聿修、杨炳泉、唐明中《郭沫若早年的爱国主义》，《郭沫若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②《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诗经·王风·黍离》毛传。
    ④《郭沫若少年诗稿》，乐山市文管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⑥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