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判断和中国文化发展取向的认识
    世界上有许多人和事优点和缺点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郭沫若由于远离国内的实际斗争，未能像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那样和儒家思想作彻底决裂；那么他在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判断上，却表现出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像有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存在着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缺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7）。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有许多是以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作为题材的。1922年，他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的“幕前序话”中，针对有人批评他“爱做古事剧”是“迷恋骸骨”，特别声明：“一切新旧今古等等文字，只是相对的，假定的，不能作为价值批判的标准。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18）郭沫若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创作历史剧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反应了他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的态度。同年，他选译《诗经》的《周南·卷耳》等四十首诗出版时，又在序言中写道：
    我这个小小的跃试，在老师硕儒看来，或许会说我是“离经畔道”；但是，我想，不怕就是孔子再生，他定也要说出“启予者沫若也”的一句话。
    我这个小小的跃试，在新人名士看来，或许会说我是“在旧纸堆中寻生活”；但是，我想，我果能在旧纸堆中寻得出资料来，使我这刹那刹那的生命得以充实，那我也可以满足了。（19）
    这就是说，郭沫若既不同意一些“老师硕儒”用一种抱残守缺的迂腐态度对待儒家经典，也不赞成一些“新人名士”轻浮地把古代典籍完全视为无用的“故纸堆”。他所谓“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就是要对古代的思想文化进行改造，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五四前后，围绕着东西文化的差异问题曾经展开过一场论战。有的人认为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郭沫若不同意这种说法。1923年5月20日他在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写道：
    动静本是相对的说辞，假定文化的精神可以动静划分，以中国文化为静，西方文化为动，我觉尚有斟酌的余地。一国的或一民族的文化受年代与环境的影响，本难有绝对纯粹之可言。如容许我们在便宜上或在一般常习上把世界旧有文化粗略划分时，我们可以得四种派别：（一）中国，（二）印度，（三）希伯来，（四）希腊。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不能混同，犹之乎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之不能混同一样。印度思想与希伯来思想同为出世的，而中国的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则同为入世的。假使静指出世而言，动指入世而言，则中国的固有精神当为动态而非静观。（20）
    郭沫若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没有绝对纯粹的“动”、“静”可言。这个意见比一些人用静止、僵化的观点看待东西文化的差异，显然要高明得多。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要引起思想文化的变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了不少变化，把它归结为“静的文明”这种说法并不科学。郭沫若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注重现实、注重实践”的“入世”的特点，其固有精神“当为动态而非静观”。如果我们不是从文化的时代性着眼，而是就“静指出世而言，动指入世而言”来论列，他的意见未尝没有道理。当然，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不一样，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也不会完全相同。
    照郭沫若看来，周秦之际的学者在“实践理性的探讨”方面“达到空前的高潮”，最能表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固有精神。但“自汉以后佛教传来，我国的文化已非纯粹”，固有的精神“久受蒙蔽”，因而丧失了先前的勃勃生机（21）。把传统思想文化的积弊说成是由于佛教传入的影响，这种说法反映了郭沫若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消极保守的一面认识不足。以儒家思想来说，尽管它具有实践理性的精神，但仍然是一种在农业社会和宗法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体系。自从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阶级定于一尊之后，它的积极进取的因素就日益被消极保守的因素所排挤和代替。这个变化，并不是佛教传入以后才发生的。郭沫若自己也承认，“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疏注。”（22）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把传统思想之日趋保守和僵化，完全归咎于佛教传入所起的消极作用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激烈地否定传统，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取向问题。胡适等人所推崇的资本主义文明固然比封建文明进步，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其固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感到绝望，因而把眼光转向东方，企图从东方文明寻找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和求得心灵上的安慰。这种情况促使中国文化发展的取向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突出，国内某些留恋旧文化的人由此大肆宣扬只有中国的固有文明才是救世的良方。
    曾经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梁启超，本来是鼓吹中国要以西方文明为榜样变法图强的。但是他在1920年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却借外国人之口，宣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等待中国文明去拯救。他说：“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完成哩。”（23）梁漱溟1920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更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越性。他把世界文化分为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类型。三者的根本精神不同：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梁漱溟宣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现今西方思想界已彰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人生态度，而且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24）。
    胡适在1923年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各民族在某一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中国和印度的落后“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现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怀疑的”。在胡适看来，中国只有选择资本主义文明，才是走向“生活本来的路”（25）。
    梁启超、梁漱溟和胡适关于东西文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思想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取向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把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他们的观点作一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郭沫若认为“一国的或一民族的文化受年代与环境的影响”，这个见解和胡适的观点比较接近。但是他不像胡适那样只承认文化的时代性而否认文化的民族性。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不能混同，犹之乎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之不能混同一样。”对于中国文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郭沫若并不赞成“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我国“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需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收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26）。1923年，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撰写的《一个宣言》中，又明确提出：“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27）这个态度，很明显与“全盘西化”论是根本对立的。
    郭沫若虽然肯定传统思想文化的“入世”精神，而且十分推崇孔子，但是他又不像梁启超和梁漱溟那样认为中国固有文明将要取代西方近代文明，西方文明需要中国文明去拯救。针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这种说法，他指出应当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和科学文明严格区别开来。“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是指的甚么呢？这假如是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是当然破产了，或者是在不久的时期内是定要破产的。假如是指的科学文明，那岂会破产，要它才真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具”。“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它来救济东方呢。”（28）他在《一个宣言》中还指出：“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我们要宏加研究、介绍、收集、宣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29）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郭沫若主张既要研究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创造精神，同时也要输入和宣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以弥补我国固有文化的缺陷。这个态度既有别于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同于盲目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保守分子。在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取向问题的讨论中，郭沫若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