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甚至已经深深地积淀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群体应尽的义务统一起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内圣外王”之学，历来被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奉为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这种封建的意识形态无疑是维护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但它却培植了人们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些优秀代表，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感，因而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时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尽管在许多人身上，这种使命感常常与忠君思想和狭隘的民族感情混杂在一起，但就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这一点来说，毕竟是可贵的一种优良传统，是历史遗产中值得继承的民主性精华。近代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已经把古老的中华帝国拖入绝境。郭沫若这一代知识分子从小经历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和社会危机，儒家学说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共鸣，对他们的人生观产生重大的影响。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时期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甚至于想要自杀，后来却从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学说中得到了解脱。他在家书中对王阳明曾大加称赞，还引录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自奋励⑧。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成了这时郭沫若重要的精神支柱。正因为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众不同地表示自己是孔子的崇拜者，也就不奇怪了。
    人们也许要问：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也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也都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为什么郭沫若没有能够像他们那样与儒家思想决裂？这与各人的经历和处境不同有关系。周恩来曾经指出，郭沫若的经历与鲁迅不同，他一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革命热情不免“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蒂克”；而鲁迅则如瞿秋白所说，是“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⑨。郭沫若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旧社会的观察，远不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深刻。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都在国内，是在新文化运动第一线战斗的先驱者。他们对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对国民性的扭曲比郭沫若有更痛切的体会。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势力依然非常强大，政治黑暗，复古主义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抬出孔子作招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只有和封建传统彻底决裂，才能唤醒民众，使国家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富强。郭沫若虽然对辛亥革命感到失望，但他在1913年12月底就离开中国去日本留学，对于这个时期国内的情况不免有些隔膜。他在1915年5月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很能说明他这时的思想情况。信中说：“前日交涉吃紧，几有破裂之势，此间留学人士，均已准备回国，故于月之七日，乃同吴鹿苹君趋归上海；不意竟得平和解绝（当是“和平解决”之笔误--引者），遂复于十一日趋返日本。往返费用殊属不少，然幸天眷犹存，国家无事，自家虽小受于损，乃亦不觉其痛苦矣！再此次交涉之得和平解决，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然处此均势破裂之际，复无强力足供御卫，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近日过激者流，竟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失当；将来尚望天保不替，民自图强，则国其庶可救也。”⑩郭沫若对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非常愤怒的，不仅赋诗明志，还一度回国表示抗议。但他在获悉事情已经“和平解决”之后，却又对“过激者流”感到不满。可见他当时对于袁世凯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还缺乏认识。对于国内复古思潮的猖獗所造成的思想界的混乱，郭沫若想必也是不够了解的。正是由于他在这个时期脱离了国内的实际斗争，对于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所以他对彻底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必要性，就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那样自觉。郭沫若后来曾说过：“在新文艺运动以来的二十年中，我差不多整个都在国外，自己时时痛感着对于中国现实的隔膜，……但如鲁迅则完全不同，在五四以前早已把留学生活结束了，二十年中一直都在国内和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以他的年龄而论，对于生活的经验与批判都比我们充裕而确实。”（11）他对自己和对鲁迅的这个剖析，是实事求是的。
    中国古代“士”的传统意识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从他对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的态度上也明显表现出来。郭沫若在《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说：
    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12）
    《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大约写于1921年6月（13）。郭沫若当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十分欣赏儒家的修、齐、治、平这套“内圣外王”之学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后来在这篇文章的《附论一》中宣布“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在《附论二》中还写道：
    我的想法是：在个人的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求全面发展，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各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发展。一切都向着这个目标走去时，一切新旧的争端都可以止息了。（14）
    据此可知，郭沫若在接受社会主义学说之后，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只是对它的思想内容作了一番新的诠释。儒家的理想人格强调道德自律，由“内圣”而“外王”，由修身立志而兼济天下。“内圣”是“外王”的出发点，“外王”是“内圣”的延伸。郭沫若主张个人修养“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这虽然仍是一种“内圣”的道德要求，但它的内容已经不是封建的三纲五常，而是个性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主张“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不仅“外王”的内容已经从封建时代的“治国平天下”转换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科学文明的进步，而且其指导思想已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
    郭沫若对儒家修、齐、治、平这套学说所作的诠释，表面上看来和“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似乎有相近之处，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系统的判断，或是对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选择，他们的观点都是有根本分歧的。“新儒家”或者只重视“内圣”之学而轻视社会制度的改革，或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用儒家思想来补救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弊病。郭沫若虽然承认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体验儒家精神，但对他来说，“外王”比“内圣”更为重要；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特别是在他参加了大革命的实际斗争之后，使他对儒家思想的消极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当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流亡日本时，就明确表示了要和“新儒家”划清界限。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我们中国人受它的支配两千多年，把中国的国民性差不多完全养成了一个折衷改良的机会主义的国民性。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改头换面地表彰着儒家的理想，想来革新中国的社会，有意识地执行着它的‘絜矩之道’有意识地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5）后来，他在《新陈代谢》中又尖锐地指出：“新儒家、新墨家、新名家、新道家，凡把过去了的死尸复活到现在来的一切企图，都是时代错误。我们现代所有的东西比一切什么‘家’都进步到不可以道里计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