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人民本位”的标准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
    郭沫若多次谈到，他的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人民本位”。在《历史人物》的自序中，他说自己研究历史人物的好恶标准是“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48）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又说：“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49）
    “人民本位”的提法，最早见于郭沫若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文中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矣。”（50） 郭沫若这里所说的“以人民为本位”，意思是指三代以前“政长之出，完全出于民使”之“民约建国论”。这与他后来所说的“人民本位”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二者的历史内涵并不完全一样。
    大革命前后，郭沫若有一个时期在文艺思想上表现出“左”倾教条主义的幼稚病，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评价。他曾经说：“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51）；二千多年来的旧文学“尽管花样繁多，说来说去不多是一套伦常的把戏？”（52）他甚至还否认过古代优秀文化的不朽性。这种以“革命”为本位的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左”倾幼稚病，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科学的态度，也与郭沫若一套热爱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心情相矛盾。因此他一度陷入苦闷和惶惑之中。1930年3月，他在《关于文艺的不朽性》中写道：
    文艺的不朽性，或者是悠久性--
    这个问题我在前曾经肯定过，高调过；到后来又曾经否认过，但是苦闷过。
    这本是由事实上导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若何古远的文艺作品都有使我们发生鉴赏的快乐的可能。而且有时候作品愈古，艺术的价值反愈见深浓。（53）
    郭沫若举例说，《诗经·国风》传世已有三千年，“但那艺术的价值丝毫没有更变”；殷周青铜器的形式、花纹、色泽以及款式文字的古朴生动，“无论谁人看了都觉得有引人的魔力”。由此“所导引出来的一个概念：便是文艺的不朽性，文艺的悠久性”。郭沫若接着说：
    这个从事实上引导出来的概念是不能否认的，否认了便不能不苦闷，因为对于那些事实便无从说明，对于反对者的驳斥便无从解答。（54）
    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朽性和悠久性，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郭沫若一度否认过这个事实，可是事实终归是无法否认的，苦闷迫使他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解答。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和史诗的不朽性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紧接着马克思又说，希腊人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55）。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帮助郭沫若学会了怎样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具有永久魅力的秘密。他高兴地写道：“我们透过了优越的民族性、美的人性，现在得到一个永不复归的社会性来把这个艺术的不朽性的问题解决了。”（56）
    克服了以革命为本位的审美标准所带有的片面性，使得郭沫若能够重新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人民本位”的标准，最初虽然是针对现实政治和文艺创作而言，但也兼及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如《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写道：
    中国文化自有其优越之点，但不因其“固有”而特加尊崇。国体已为人民本位之民国，对于旧有文化自应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别作权衡，更不能沿既定体系以为准则。……我们并不蔑视文化遗产，但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此绝对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57）
    在《谢陈代新》一文中更明确指出：
    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思想并未消灭，它永远是文化进展的基流，不过它有的时候是洪水期，有的时候是伏流期而已。准此，我们在从事批判的时候，应该把对象的时代性分析清楚，而把握着它的中心思想；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58）
    对于郭沫若来说，“人民本位”的标准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首先，他把文化的发展区分为“上行阶段”和“下行阶段”，认为“上行阶段”的文化活动“大抵上是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而到了“下行阶段”，则变成“以牺牲人民幸福为本位了”（59）。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力图把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用历史的观点判断文化的价值。在他看来，反映新的社会制度、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文化，便是符合“人民本位”的。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也正因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时代。其次，郭沫若非常重视文化遗产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他认为“文艺从滥觞的一天起本来就是人民的，无论那一个民族的古代文艺，不管是史诗、传说、神话，都是人民大众的东西。它们是被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的。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文艺逐渐为统治者所垄断，“庙堂文艺成为文艺的主流，人民文艺便被萎缩了”（60）。郭沫若说：“文艺作品的价值和它与人民生活的距离成反比。距离愈大，价值愈低，距离愈小，价值愈大。”（61）从“人民本位”的标准出发，他主张弘扬“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文艺，而把“为少数人享受的歌功颂德的所谓文艺”，“封进土瓶里”，“埋进地窖里去”（62）。郭沫若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歌谣、杜甫的诗、元曲，以及《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就是因为这些作品的生命是植根于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