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于1991年11月下旬在崇明举行。这次以“时代与史学”为中心议题的会议由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上海市历史学会、华东师大史学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市级机关分校、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大历史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上海交通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会科学》杂志社、《华东师大学报》编辑部、《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华东师大《当代研究生》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起。与会的50余位专家学者就时代与史学家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与时代发展、国外近代以来的史学与社会变革、时代发展与中外史学交融和上海史学发展的现状及趋向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时代与史学
    时代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热烈的议题之一。
    （1）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历史和它的发展规律。因此，古今中外，历史研究总是植根于过去，立足于现实。史学研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需要。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一个如何体现时代精神，或者说是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做到既反映历史真实，又又不脱离现实。当然，史学为现实服务应该是多层面的，它不能只注意眼前的斗争，更不能急功近利，而主要应着眼于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有的与会者则提出，将历史学的功能仅仅看作是探知社会发展的规律、培养人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操以及为国家的宏观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是不够的。其实，史学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日常处事方式和切身利益方面的功能。正是这一功能关系到历史学能否得到广泛的社会理解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的问题。历史中包含着前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它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只要理解和把握得好，人们不仅可以从中间接获得各类知识和社会阅历，还能大大提高自己从事政治文化、生产经营、人际交往活动及应付各种复杂事变的能力，从而使自己少走弯路并增加成功的机会。这是因为，历史对现实时时发生着影响，起着制约作用，或是推力，或是阻力，或是活力，或是隋力，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人们有了历史的眼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看，就容易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有利于整体地、立体地、多方位地看待和分析现实问题。
    也有与会者认为，史学家不应承担现实的使命，而只能承担学术的使命。史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求知、求真是它至高无上的目的，它不应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使命。至于史学的现实作用，只是史学的一种派生物，而不能成为史学家本身的意图。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就会干扰史学真正功能的发挥。还有与会者则提出，史学家应该倾心于自己的课题研究，而不应首先考虑自己课题的社会意义，更不应有意识地为迎合某种需要而撰史。至于社会如何评价他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他的成果的社会作用，那是社会的事。因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以科学性也即史学的学术价值为其内核，特点在间接性，而不在实用性。
    有与会者则提出，体现时代精神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文学家曾把描写男女爱情作为他写作的永恒主题，那么，史家如何使自己的著作体现时代精神便是他的永恒主题。史学为现实服务要通过史学研究的选择性，以及实际工作者对史学科研成果的再选择来实现。古今中外那些震撼人心的传世史学名著，其最引人注目处便是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它在字里行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精神面貌。所以，大凡高瞻远瞩、有胆略的历史学家，在他们有意写一本史著的时候，开始时都着力去体察时代精神，把准时代的脉搏，然后再选定一个最感必要的课题，进行冷静和理智的分析研究。当代史学工作者如果想达到这一高度，最起码要锻炼自己三个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感，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较准确地判断出各类选题所内涵的社会价值，确定研究方向和内容；二是要在研究中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为现实压力而歪曲事实或更改科学的结论；三是要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把严谨的学风同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精神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2）致用和求真的关系
    所谓“致用”，就是史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史学研究要介入社会现实；所谓“求真”，就是史学研究必须坚持科学性。致用和求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关系问题。不少与会者认为，史学是一门科学，其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同等重要。忽视其社会价值，就会脱离群众，影响它的生命力；只强调社会价值，会使史学研究失去独立发展，从而影响了真正的社会价值。所以两者是统一的，应该在学术价值中体现社会价值。同时，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只有在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才获得了社会价值；而当它获得了社会价值时，它在学术上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这个时候，史学研究的价值才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乃是检验其学术价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史学家应追求求真与致用的完美结合。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将求真与致用结合得较好的典范。
    有的与会者则提出，求真是必要的，致用则应谨慎。他们认为，求真是良史的标志，是史著科学性的标志。在求真与致用关系上，求真应高于致用。求真包括的内容较多，例如，史料考证、取舍和记事的严谨性，而对历史真实的“直笔”和“直书”精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叙述，等等。一般说来，对历史的论述越真实，其科学性就越强，其客观社会功能的发挥也会越大；相反，伪证和虚伪的史实，看来能迎合某种需要，但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由此，有的与会者提出，如果致用不妥当，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甚至祸国殃民。所以史学家在致用方面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谈到史学的求真问题时，有与会者还提出了求真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的治史传统，坚持考史的严谨性。二是关注并引进西方史学良好的考史方法。西方史学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崇尚信史的治史作风，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并产生了一批有出色成就的史学大家，我们应认真总结学习。
    （3）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
    在讨论时代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时，与会者很自然提及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问题。
    与会者认为，传统史学的经世观，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勇于面对现实、积极干预时务的精神，也是数千年间中国史学得以久盛不衰的动力所在。但是，这种经世观毕竟有其糟粕性的东西。例如，有的史学著作颇有维持名教、扶翼世道之类陈词，这就应在扬弃之列。又如，不少史学家出于“行教化而致治”的目的，将史书记载集中于封建政治一隅，而给社会生产、文化、科技、民众生活和习俗的记载以很可怜的地盘，这种狭隘的经世观亦不可取。所以，当代史学家在议论中国古代传统经世观的时候，应该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工作，弃其所当弃，取其所当取，让传统经世观中的优秀内容为今人的实践服务。事实上，传统的经世至今仍对我国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剧变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经世观的工作时，务必要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形成合理的功能机制。这方面有许多理论和实践上都需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