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必然性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全面而科学地解决历史必然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本文拟就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及其演变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研究。
    一、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在人类思想史上，率先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着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二）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各民族的历史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在维科之前，神学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科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历史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维科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当维科宣布“人类创造历史”时，他又同时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和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法国启蒙哲学进一步探讨了历史必然性。卢梭认为，历史具有内在联系，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而历史正是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卢梭已经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及其必然性了，由此而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2页）
    卢梭的辩证方法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圣西门、傅利叶把历史必然性观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傅利叶断言：“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傅利叶选集》第1卷，第242页）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开化期、奴隶制度、神学--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傅利叶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即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和未来的“傅利叶”时代，并认为，这五种社会的产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经济上命定”的。其次，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按照傅利叶的观点，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社会的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同上书，第57页）圣西门则把历史分为现象和本质两个形态，并认为前者受制于后者。政权的更迭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是形式，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已经向着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必然性的方向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而且它还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从总体上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它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点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并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圣西门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社会物理学”。傅利叶断言：历史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傅利叶选集》第1卷，第12页）。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构成了18--19世纪初历史哲学变革的一般理论背景，并为众多的法国思想家所接受。它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情绪，刺激着圣西门和傅利叶企图把历史理论变为象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的特征去理解历史必然性。如果说维科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利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哲学的解体中产生的。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同时，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方式。首先，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必然性的特殊原则。其次，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6页）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再次，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必然性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它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必然性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由于历史必然性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维科以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必然性，“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作为“伟大的世界哲学”和“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独占统治地位，“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黑格尔开创了历史哲学史上“绝对理性”的时代，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权威。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绝对理性”，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于人的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