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性而言，历史哲学是一种深层的历史阐释。它所深究的目的大致有二：（1）阐明整个人类历史的特征、过程以及意义等等；（2）阐明历史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以及价值等等。概观整个现代西方人文研究的发展趋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股新的历史阐释思潮，历史哲学业已成为一大学术争议点暨理论生长点。因而，如何就这一“争议点”与“生长点”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便成了一个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不容忽视的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作为一股新的历史阐释思潮而兴起，有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它作为一种深层的历史阐释，其本身首先必须加以历史的阐释。本文的立意即在于：就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赖以生成的背景进行一种历史性的分析，以期为今后的深入评析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一个理论生长点：对西方文化危机的整体性反省
    一般说来，西方现代史是从20世纪初算起的。这便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中拉开历史序幕的，从那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残暴的世界大战、剧烈的社会矛盾、空前的经济萧条、严重的道德败落等等，无一不在预示着一场社会总危机。
    除了众所周知的宏观社会状况外，这段时间整个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心理状态方面的急剧转向，的确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危机的“一面镜子”。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H·斯图尔特·休斯讲过：“在20世纪头十年里， 在西欧和中欧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们的心情普遍都带有清醒的乐观色彩。确实，一般人都怀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高的期望。因为在前一个世纪里，人类，尤其是欧洲的人似乎一直在稳步前进。欧洲人展望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总倾向于认为过去的进步将伸展到无限的未来。”①这里所讲的“普遍的心情”的确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状况，它基于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经济活动的日益繁荣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对资产阶级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前途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所以，研究者们常把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定性为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乐观心理。然而，历经动荡年代，这种乐观的社会心理状态分崩离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心理创伤尚未愈合，继之而来的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整个西方世界更沉重的打击。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真切地感到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在这样一种急剧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西方资产阶级一度形成了以忧虑与悲观为特征、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心理状态。
    无论从宏观的社会状况来看，还是就微观的社会心态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究竟向何处去、其前景又如何？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日渐深重地困扰着整个西方的一个时代难题。因而，它迫使研究者们不分国度地把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反省，以寻找摆脱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而在这种整体性的反省中，一大批历史哲学家又充作了“理论排头兵”。
    事实上，未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停息，第一部全面反省西方文化危机的理论著作便面世了，这就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在斯宾格勒看来，所谓人类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各种文化生生灭灭的过程。因此，现代历史哲学当以各种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比较诸种文化的兴衰历程为主要任务。
    说到斯宾格勒便不能不提到汤因比，因为二者的历史哲学体系不仅有着形式上的相似性，而且在内容上也不乏共同点。汤因比在追述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明确说过，他的历史哲学理论在研究方向与基本论点上都深受斯宾格勒的启发。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化危机的悲观结论极为不满，指责它是教条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的。因而，他推出《历史研究》这部长达12卷的历史哲学巨著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一反斯宾格勒的先验方法与悲观结论，通过系统地比较近六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揭示诸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阐发自己新创的历史哲学体系--文明形态理论，以此为危机重重的西方文化指明一条根本出路。更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激烈动荡和社会心态的急剧转向有着深切的感受，而这对其历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说：“该《研究》的作者（指《历史研究》笔者注）生于公元1889年，在有生之年亲眼看着西方人开始从一种情绪回复到另一种情绪。”②在19世纪末，英国中产阶级绝对不会想到西方近代史的尾声导致了一个孕育着悲剧的近代后期的起始。他们打着如意算盘，想象着一种太平而美满的现代生活已在降临，而且必将无限延续下去。实际上，德国和北美的中产阶级也抱有同样的世界观。而到1924年，一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情绪已在深受灾难的西方世界里日渐抬头了。那么，为什么前一代西方中产阶级怀有的期望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挫折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悲观失望呢？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呢？就学术活动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言，正是这些问题触发了汤因比文明形态理论的创作动机。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一时期西方世俗文化的危机问题也引起了一批涉足宗教神学与历史哲学的“两栖学者”的强烈关注。道森（Christopher Dauson，1880-1970）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学者。几乎可以说，他一生的研究兴趣均是由西方文化的前途问题引发出来的，这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有鲜明的反映。1931年，道森在《论秩序》一书的“总序”中开宗明义地说：“西方文明正处于其历史上最紧要的关头。在各个生活领域，传统原则业已动摇乃至信誉扫地，而我们还不知道何以取而代之。……本书几篇论文的主旨即在于，力图正视由这种新境况产生的问题，并考察天主教所主张的秩序和新世界二者之间相合作与相冲实的种种可能性。”③从整个思想进程来看，道森生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不仅说明了一部早期著作成书的背景与意图，同时也道出了自己一在的研究思路。事实上，他的一系列主要著作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写下来的，恰像一位道森研究学者约翰·J·马洛伊（John J·Mulloy）在译介道森的整个历史哲学思想时所说，他的主要著述均致力于两项任务：（1）追溯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2）分析当今世界危机的主要根源。④
    如果说道森的历史哲学研究所代表的是西方宗教营垒中比较保守的一方，那么，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的历史哲学观念所反映的则是相对开放的一面。作为新教神学家，蒂利希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是捕捉住了西方世俗文化危机这一紧要历史关口，为人类回归其应有的本性，为存在重返其原本的深度，总之为消除西方文化危机提供了一种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答案。根据他的历史观念，若想摆脱当代人类困境与世俗文化危机，首先必须重新弥合文化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历史性分裂，因为“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形式的总和。一言以蔽之，宗教是文化以本体，而文化是宗教的形式。”⑤上述观念在蒂利希的整个研究方法上得以更深刻的体现，他在《系统神学》一书的“导言”中点明“系统神学所用的是相关方法。……这种相关方法就是通过存在的问题与神学的答案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来阐释基督教信仰的内容。”⑥因此，蒂利希力主以一种较为开放的现实主义态度来正视当代人类困境与世俗文化危机，全面反省文化与宗教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