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它的产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它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分别是宋元时期和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和终结阶段。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体的思想。如《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属辞比事而不乱”，所谓“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在史事和时间的关系的处理上，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①，逐年编次。《春秋》以记鲁史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国在这一时期的大事，这就要求汇集、编次同一段时间里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史事。这是“比事”中对史事和空间之关系的处理。“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这就是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时期，史事头绪纷繁，《春秋》的比事在对史事处理、史书编撰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的“属辞”，首先也是有一定的体例上的要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的“属辞”，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②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④。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⑤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是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近窃取之矣。’”⑥这里说的“义”，是褒贬之义，即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作出判论，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大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作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大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及“事”、“文”、“义”的说法，是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撰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的重要。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作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⑦还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四）提出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五）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上的三个范畴，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所谓史学发展意识，它不止是涉及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钧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小子何敢让焉”，这是把“绍明世”、“继《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见，所谓“继《春秋》”，确乎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
    司马迁的这种史学发展意识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⑧。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史记放绝”，司马迁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要使历史撰述也成为一“家”。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不断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中国史学走完了它的童年时代开始成热起来，史学理论的产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