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北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诸序、吴缜、曾巩；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的问题作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册府元龟》国史部立《疏谬》门，并增立《不实》、《非才》两门，使三者有所区别，是对《史通·纰缪》篇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擿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20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8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 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作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19）给“信史”作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能成书，犹不失为史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0）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标准，在以前也是不曾有过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巩撰有《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曾巩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能“传于久”，为后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此史之所以作也”。这实际上是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加以区别开来的思想。曾巩还对“良史”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21）这里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同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相参照，前者更强调了“适天下之用”，这一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郑樵的“会通”之论、叶适的“史法”之议、朱熹的读史之论，在史学批评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他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两位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告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涵义，从对司马迁的称赞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而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则未免失之过当。叶适有不少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自《春秋》以下至《五代史》均有评论。叶适认为，《春秋》以前已有“史法”，但“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22）叶适论“史法”，有一个中心，即反复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可取的。他的“史法”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只能是是非得失两存之。朱熹有许多史学批评方面的言论，其中不乏精辟论断。他评论史家才、识，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他评论史书之通俗、可读，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人家子弟若是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他评论史家的史论，说：“《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他论史家经世致用思想，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朱熹论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23）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准，即以此可以审察历史撰述是否真正把握了有关时代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的事件、人物都可以写入史书。史家究竟应当着重写什么？朱熹提出的见解是有启发的。南宋时期，还有不少史家在史学批评上也都有所建树，不一一列举。
    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颇提出一些新问题。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这是因为“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关于典章经制的著作，他称赞杜佑《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马端临同郑樵一样，也是力主“会通”思想的。他在郑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应者也”（24）。这是说：历代治乱兴衰，在具体史事上不一定相承相因；而历代典章制度，却是相承相因的。换言之，治乱兴衰有种种景象，不以连续性为其特点；典章制度虽有损益，而发展的连续性则是其特点。他把对于史事的记载同对于制度的记载作区别，在理论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理论处于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