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之世，高祖李渊因隋旧制，首开官修史书之先河。太宗继位后，更加完善记注制度，控制修史活动，甚至“御撰”《晋书》。这种被称之为“皇家”史学的官修史书活动，并不是简单的学术活动，而是一项特殊的政治活动。其一，宰相监修制第一次有意识、有目的地把独立修史制度和传统降低到政治附庸的地位，皇家垄断史书修撰的宰相监修制自此成为以后历代王朝修史的定制；其二，置史馆于禁中，开启皇帝自观国史，史臣篡改历史之弊端。请试言一、二。
    一
    唐太宗始终把亡隋作为自己政治得失的一面镜子，反映在思想上，集中地体现了“以史为镜”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是政治上对史学严格要求的基本准则。由此原则出发，念重功名的太宗不但重视修史活动，而且也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预备着好让史官写进正史，流芳千古。虽然初唐官修六部正史足以证明太宗对史学的重视，但事实表明，太宗更为关注的却是大唐建国史和当代史，因为其中有史臣对其政治形象的记述和善恶评价。正为了这一意图，太宗便在继位的第二年（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①贞观三年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②开元时中书侍郎李元纮对此事早有评论：“太宗别置史馆在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③“别置史馆在禁中”，并没有减弱太宗对良史直书的恐惧之感，要想在棺盖之前知道自己在史家笔下的地位、功过。太宗又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史官手中的那支“兼治生死”的史笔。贞观九年十月十六日，太宗诏曰：“起居记录臧否，朕欲见之以知得失，若何？”④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馆，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又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至于曾、元（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⑤
    太宗欲观起居注，终因史官犯颜直谏，没有成功，他便改变策略，索观国史。贞观十四年，⑥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每见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上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随机应变：“朕意殊不用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⑦太宗执意要看，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只好草草从命，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高祖实录》“起创业，尽武德九年”；《太宗实录》上贞观十四年⑧。于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呈上。⑨太宗特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固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⑩显然，遣褚遂良读的一定是《太祖实录》，而太宗为之感动流涕的原因就在这部经“删略”而成的实录有意识地用天命论来归美太宗，这也是太宗破例让其“内部发行（‘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的秘密。正是这一原因，太宗才破费大肆恩赏，“制封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敬宗一子为高阳县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太子司议郎，赐物五百段，仍并降玺书褒美。”（11）然而，太宗至为关注、耿耿于怀的一事却不尽如意，但“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删略”事草，岂能万无一失，更何况“六·四”政变震动朝野，定要史官在事非曲直与君主意志之间作出决择，实在太难为了。且听太宗高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12）史学大家范祖禹读史于此，叹曰：“人君得以观国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13）因此，清初学者胡承诺早就指出实录不可尽据：“实录亦难言矣！唐太宗欲观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从。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此时起居注，即他日实录，是实录有微词也。……以此观之，实录焉可信耶？”（14）相反，令人费解的是今人却对唐太宗三番五次索观国史鸣掌不已，认为这是“亲自树立直书的榜样。”（15）难道还要贻笑于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吗？恰恰在这里，初唐历史被第一次篡改了，史学被政治所愚弄，并降到婢女般任人打扮的地位。
    就在《实录》书成的前一年，即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又对褚遂良说：“卿知起居注，书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令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16）刘洎之言，颇有以史学为天下之公器的意味，“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职矣（范祖禹语）。”因此，太宗不得不再次打消索观起居注的企图。然而，自以为可以与周公相伯仲的太宗却始终惦念着史官笔下的善恶之记，甚至顾不得君主的尊严，低三下四地向史臣请愿求情。是年七月八日，太宗再次对褚遂良说：“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否？”遂良曰：“今四海太平，为所事耳！然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17）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朕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18）
    这振振有辞的自白，分明是与史臣讨价还价，“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如果从善入流，德行端正，心中无鬼，那又何必一再索观国史、反复要求史官“不书吾恶”呢？诚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言行，被于天下，炳若日月，众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传于后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记而必自观之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