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探寻唐太宗索观国史、史臣承旨篡改历史的原因之先，有必要对太宗破例自观国史对后世的影响略作考察。如此，一方面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另外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后世君主效仿影从这一普遍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等受诏撰成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上以敬宗所记多非实录，谓刘仁轨曰：“……昨观国史，所书多不悉，卿等必须穷微索引，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20）
    至德二年，肃宗谓休烈（按：于休烈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曰：君举必书，朕有过，卿书否？”休烈对曰：“臣闻禹汤罪己其兴勃焉。有云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大庆。”（21）
    （永贞）七年六月，上（顺宗）读《肃宗实录》，见大臣传，多浮词虚美，因宣于史官：记事每要指实，不得虚饰。（22）
    以上三例可以说是太宗自观国史直接影响的产物。这里还难以发现有什么别的企图，但却从侧面反映出人主取阅国史、实录已成为合法化的习惯举动。如其真能求实于史，那确实可庆可贺，事实并不尽然：
    大和九年十二月，文宗御紫宸殿，与宰臣郑覃、李石等议政。宰臣既退，帝命朗（按：起居注郑朗）等适所记录者，将来一观。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自观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征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亲观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又闻褚遂良对曰：……”帝又谓朗曰：“适来所记，是且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记。帝略览，曰：“卿宜（宜）门外，重写录进来。”其日晚，内出诏，宣示宰臣曰：“适来郑朗等蠢朝来，所记之事，拟不进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闲话，不关理道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愧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23）
    开成四年十月，文宗于紫宸殿对百寮，遣阁门使就谟（按：起居舍人魏谟）取注记。谟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以陛下为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许臣此职褚遂良。”帝曰：“我向前亦曾取看。”谟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详故事，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若陛下一览之，后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取信？”遂止。（24）
    显然，在这些索观国史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难以启齿、忐忑不安的恨史心理。更有甚者，则是强控干涉之下的政治迫害。如辽道宗太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鸟隗部。”（25）宋代淳化间，梁周翰等又开皇帝自观国史（起居注）的恶例。据《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梁周翰传》所载，周翰因太宗言：“‘命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至仁宗时，凡“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26）要之，太宗索观起居注未遂，而后代人君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披阅起居注的目的。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只要看一看观后感便知其所谓“用知得失”全是鬼话。正由于帝王插手起居注的修撰，致使起居注书善不书恶。“史讳”陡增，其真实性便愈来愈受世人怀疑，信史的地位也因此一逝难返。于是，就出现了“唐宗以还，重实录而轻起居注”（27）的趋势。
    三
    无疑，唐太宗首开自观国史之恶例其所以影响如此之久远，是与导致其自观国史的根本动机有直接联系的。
    首先，魏晋以降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史学的旁支谱学对社会风尚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唐太宗篡改国史的社会历史根源或思想基础。
    两晋六朝虽是一个兵戎不止的动荡分裂时代，但是在观念形态上却并非是颓废消极的黑暗时代，而恰好“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加之“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28），使史学随着哲学观念的重新解放而趋于自由和世俗。一方面九品中正制唤起了“人的觉醒”和人们对命运的探求，带来了以臧否人物为主题的社会风尚，而史学在这股巨大的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史学思潮（含谱学之兴和地志之始）。另一方面，短促的政权交替，吸取胜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政治要求，又促使史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史著的骤增。这两方面的统一，就形成了以人物传记为形式、以宣扬先祖创业功德为主要内容的断代史风和以尊世胄、重门第为目的的大众谱学。有人指责陈寿《三国志》无“志”，这只能说是对两晋六朝的史学思潮知之甚少。不过，对唐太宗决意篡改历史影响较大的则是崇宗耀祖和氏族谱学。
    为了宣扬祖宗创业开国的勋功懿德，孙权称雄江南一隅，即命韦曜等撰修《吴书》；东晋草创之初，中书监王导亦即上疏元帝，请“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29）即使丧邦之后，也念念不忘先祖功勋，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陆逊）、父亲（陆抗）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30）。至于把家谱塞进国史之中，亦为习见。如沈约在一部只有短短五十九年的《宋书》中，而以《自序》面目出现的家谱却长达一万一千六百余字，并且远远超出所述的时间断限而上溯到太古少皞金天氏的裔子。尽荣耀世胄、门闾之能事，全然抛开了《自序》传统的起码要求。唐太宗恰恰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起点。早在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就已明确指出：“据可信之材料，作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31）。“知此，而后李唐一代三百年，其政治社会制度风气变迁兴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论。”譬如，“唐以前诸家《晋书》，可能美备。而太宗复重修之者，”其故就在“尊扬皇室，证明先世渊源。”（32）令狐德棻等奉诏所修之《周书》，更是竭力为李氏皇室捧场：“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33）可见，唐太宗诏修前史的真正用心之所在。
    其次，历史真相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矛盾，亦即太宗对历史记载这一独特的价值评估的恐惧心理是其篡改当代史的直接动因。
    太宗李世民的皇位不是由合法继承得来，而是通过杀兄逼父的禁门蹀血手段夺嫡取得的。这种谮礼行为既不合封建法统（宗统），又背离封建伦理，因而绝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戒。正是这一不光彩的事件，让取得政治上独尊地位的太宗始终放心不下。一方面，太宗以华夏后裔自居，蓄意编造家业谱系。将家史委托于前代国史之中，以播传天下。另一方面，以总结历史得失的美名重修前史，而其隐伏着更大的意图则是转移儒臣、世人的视线，以打消对当代史的关注。其实简单的原因是这一不可告人的计划适得其反。因为太宗一心想把自己的功德垂示来者，而撰修当代史必然要涉及到他的隐痛之处。尽管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形式的控制手段，在日常事务中“慎终如始”地实施大量的补救措施，但历史真相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矛盾终究是难以契合的。反映在太宗身上，就是无法克服和避免的畏惧心理。他的言行，经常突出一个“怕”字，甚至怕的不敢多言，“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34）其实，这是一种畏惧史官记载而又难以开口的很不自然的表露。史官有何可惧？唐中叶宰相韦安石看了史官朱敬则史稿之后，给出了一个答案：“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治生，史官兼治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也！”（35）不肖说宰相，既如居至尊之位的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太宗以诫鉴自身的幌子，在几乎强制性的威迫下，达到了自观国史的目的。而当他看到将国史删略后的《实录》之后，却闭口不谈有何诚鉴之处，大言不惭地暴露了自己的真正意图。这一骗局早就被封建时代的史家所识破。王夫子愤愤不平地写道：“太宗命直书其事，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可以昭示万世而无惭，顾且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国，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谁欺乎？”（36）由此可知，唐太宗篡改当代史的真正起点就是为说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修于“馆监”而成于“行簿”之手的初唐《实录》，其厚诬高祖、建成、元吉、而归美太宗者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一一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