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这种做法，为后世研究西夏史乃至辽宋金史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那么，为何元朝人不给西夏修一部专史呢，这个问题自清乾嘉以来，诸多论者在辑佚重撰西夏史实时，均不能回避，因而推断、猜测之论莫衷一是，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现代民族平等的观点看，元朝人给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修成三部正史，而独不给西夏修专史是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歧视，理应予以批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分析任何历史事件都应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虽然西夏时期党项人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西夏文化，足以与辽金文化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但就从唐宋以来，特别是程朱理学居于官学地位以后所盛行的所谓春秋笔法和正统观念的实际来看，西夏不具备单独入“正史”之列的资格，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论北宋、南宋如何视辽金为蛮夷，但辽金的帝制王朝是独立确立的，且在辽金与宋双方的交往过程中都是互称南北朝的。然而西夏则没有这样的礼遇，它始终是辽宋金的藩属国。即使是元昊倔强之日，企图依靠武力摆脱宋的约束而独立称帝，但旷日持久的陕西之战并没达到目的。庆历和议对北宋来说，固然是屈辱的，但西夏最终还是接受了“国主”的封号，故平心而论“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②]的西夏，始终是一个偏霸一隅的地方政权，与辽金的地位有所不同。
    当然，脱脱等人将西夏传列为三部历史的外国，则是有欠妥当的，对此清人赵逢源说“考拓跋本党项八部，《唐书》厕诸《西域》宜也。洎仁福晋封王爵，俨然西陲一大国矣。乃欧阳氏《五代史》仿龙门例，撰十《世家》摈而不与。或以是时十国次第铲夷，而西夏与抗衡中国，尚未能要其始终，且恶其夜郎自大，不予以割符世爵故耶。然《仁福列传》犹进之刘守光、李茂贞等藩镇之列，则固未尝夷之也。厥后元人修《宋史》，则竟置西夏于外国，曾留从效，陈洪进之不若，遂与高丽、日本同科。辽金二史因之，夫岂欧阳氏进退之意哉”，[③]显然，在看待西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的史识上，元史臣比欧阳修退步了许多。
    元朝人不给西夏修“正史”，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即是蒙古族对西夏文化的摧残。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国，为了征服吐蕃和金国，首先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西夏。然而从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起，便遭到西夏军民极为罕见的顽强抵抗。虽然这种抵抗使不可一世的蒙古征服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使蒙古人在一次次受挫之后，加深了对西夏的仇恨和敌忾情绪，便以百倍的疯狂蹂躏西夏王国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因而“天兵破灭夏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耆髫无遗。”[④]“破银州，斩夏人万人。”[⑤]“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数万。”[⑥]破肃州，“皆歼之，不遗龆稚”，免死者仅一百零六户[⑦]驻盐州，搜杀遗民“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⑧]中兴府在被蒙古兵围半年后，夏末主李k1h206.jpg及全城居民出降，蒙古兵却执行成吉思汗的遗诏密令，遂入中兴府，城中居民惨遭屠掠、宫室、陵园付之一炬，察罕谏后，蒙古军才停止屠杀，但城中人口所剩者不过十之一二。蒙古人的血腥屠杀极大地殄灭了西夏文化，所以西夏实录谱牒之类的典籍毁于战火而无幸免，当是脱脱等人修辽宋金史的西夏传没有西夏国史的根本原因。
    蒙古人不仅极大地殄灭了西夏文化，而且在征服西夏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西夏遗民实行了极为凶残可怕的惩罚和报复政策，“历史将幸存的西夏人抛进当时社会的最底层。”西夏人“种地不纳税者死”，[⑨]蒙古人将西夏故地分封给蒙古宗王，西夏遗民既要受河西诸王的奴役和盘剥，又要向蒙古汗国交纳租税，承受着双重压迫和剥削，因而西夏遗民与蒙古统治者处于较为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忽必烈即位之初，西北地区连续发生了拥护阿里不哥的浑海都、阿蓝答儿、霍忽等人的叛乱，元朝与叛军交锋的主要战场大都在西夏故地，西夏遗民再一次遭受战争的屠戮。整个西夏地区在亡国以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故吴海言“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既亡其国，又亡其史，应是彻底征服西夏的最佳手段。由此便不难想象，元世祖决意修辽金史，既而又决意修宋史时，而不提及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的西夏修史的真实原因所在。
    二
    元朝人没有给西夏修一部“正史”，固然是历史的遗憾，但更为遗憾的是辽金宋三史所附西夏传主要是采录辽金宋旧国史中的资料，众所周知，历史上后一王朝按传统为前一王朝修史，所依凭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前朝留下的文化典籍，在魏晋以降则主要是前朝官修的实录、国史、会要一类的典籍，但元朝人在修辽金宋三史中的西夏传时，却没有依凭西夏的实录和国史。如近人赵尔巽所说“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等书，而夏之史无闻焉。”（11）可是自清乾嘉以来，许多论者都以为西夏国史在元修辽金宋史时尚有流传，只是元史臣或黜夏或草率从事不加征引，以致洇灭失传。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意见是清人吴广成辑佚修撰，《西夏书事》时，把元史臣不征服西夏国史一类文献的原因归咎于元昊创制蕃书（即西夏文），他说“宋有天下几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有书，缘其地连沙碛，人半羌夷，元昊自造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12）近人柯劭忞亦有相同的看法，“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同，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13）胡玉缙也认为“或者，其时《夏史》尚在，史臣鲜通其文，且但纂列传，不修专史，遂亦不复聘人移译，置之高阁，未可知也。”（14）王秉恩则说“乃西夏事未有宏编名作，岂非以所纪国事胥用蕃书，殆国亡而史亦偕亡。以非汉文存者，亦不之识，今所见碑刻，犹是蕃书，洇没不彰，职是故也。”（15）不过，这种观点受到赵尔巽的批评“论者以文献无征，咎在制番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掌中珠》以二体为一书，斯皆番汉并行之确据也，况元用夏儒多尔济，高智耀，而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通诸国字书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16）笔者以为赵尔巽的批驳是符合实际的。这从元世祖时曾下令雕刻“河西字藏经版”，元大德六年（1302）一次刊印西夏文大藏经3620余卷，并施放于宁夏、永昌、沙州等西夏故地。（17）的事实来验证，即可知把元朝人不征引西夏国史的历史遗憾归在元史臣不识元昊创制的西夏文上，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元史臣进辽金而黜西夏，“灭其国并灭其史作”，赵尔巽在为《西夏纪》作序时说“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于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载记，遂不遑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草创为之，灭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
    吴天墀先生著《西夏史稿》时，则认为元史臣不征引西夏文献是草率从事所致：“脱脱等人既未能检出耶律楚材于蒙古灭夏时所收得的大宗文献，如实录、谱牒、档案、文书等类，也未能利用宋人有关西夏的著作，如孙巽的《夏国枢要》、刘温润的《夏国须知》以及佚名史学家的《赵元昊西夏事实》、《西夏事宜》《西夏杂志》《契丹夏州事迹》等书，并其他零散纪录，撰成拥有足够篇幅的西夏专史。”（18）对赵尔巽和吴先生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固然，笔者在前面也论到灭其国并灭其史作是元世祖时修辽金史而绝不提及修西夏史的重要原因。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脱脱等人修辽宋金三史时，西夏人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已有了根本变化（后面将详论），虽元史臣仍囿于正统的观念不给西夏修专史，但在修辽金宋史附传的西夏传纪时，已不再黜夏，袁桷等人奉命收集西夏遗书即可为证。是故，若西夏国史仍在的话，元史臣再草率也不至于竟弃夏国史而不顾，更何况西夏后裔斡玉伦徒、余阙等也参与了修辽宋金史的工作。余阙是一位很注重西夏文化传统的儒士，若连他们也不顾西夏国史则于情理不合。依笔者之见，元史臣修西夏传时，西夏国史、实录一类典籍已亡于战火而不存，其理由有二：
    首先，西夏亡国之时，其实录国史一类文化典籍，没能象金亡、宋亡时虽遭屠城，然仍能幸免于难，如金亡时张柔之“于金帛一元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19）而元灭宋时，负责临安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将宋史馆所藏“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20）西夏亡国时则未见有保存西夏国史的记载，这恐怕与是时蒙古成吉思汗及宪宗等以征战为务，不遑文治有关。据史载，直到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接受王鹗等人的建议才设翰林国史院、置学士、立馆舍，搜访记录先朝事迹，而《元史·太祖纪》说“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遗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记载云”，（21）试想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连对本民族的伟大业绩尚无暇顾及，更何谈去保存必“以死之”“以灭之”而后快的敌国西夏的历史文化典籍呢？至于耶律楚材所取西夏遗书、很可能也没有西夏实录、国史一类的典籍，这是因为《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丙戌年冬（1226）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22）请注意这里只提及耶律楚材入灵武，但蒙古攻陷灵武后，成吉思汗只留部分兵马进围中兴府，而自己率军渡黄河进攻积石州，并于翌年五月回师六盘山避暑，不久西夏中兴府陷落。据此可知跟随成吉思汗左右的耶律楚材在中兴府陷落之时未有入城，而夏翰林史院是在京师。其实录、国史、谱牒或档案资料均在焉，耶律楚材未进夏都城，自然不会有实录一类的遗书，因此元朝国史没有耶律楚材和其子曾监修国史的耶律铸上《夏实录》的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从《宋史·夏国传》兼采夏国枢要和《金史·西夏外纪》云“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均不提及西夏实录、国史来看，“夏史之散亡于元断可知矣”。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其散亡是在蒙古灭亡西夏之时，而非是元史臣不征引后所散亡。吴天墀先生曾引钱谦益和柯劭忞的记载，认为西夏实录、国史在明清时期在民间仍有流传，但考其记载似不足为凭，请看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又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写的序里说“犹忆光绪辛已（1881），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图书，非梵字，嘱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从钱、柯二氏的记述来看，均是道听途说，连他们自己都未亲见，焉能以片言只字即可认定那些自许家有西夏实录和国史为事实呢，再说元修辽金宋史时曾搜访西夏遗书，（23）清乾嘉以来补修西夏史书成风，诸撰者亦尽其所能搜访西夏文献，均未有所得，由此亦可验证钱、柯二氏之道听途说之为不实。总之，笔者就元朝以来迄今修西夏史的轨迹而言，可以断定西夏实录和国史在民间已散亡殆尽，至于地下所藏则不敢妄断，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