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降，史书的修撰就有了官私两条途径，两宋时期官私修史均极发达，流风所及，亦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据《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后，就已在朝廷设置监修国史官，并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辽朝的重大事件。金朝亦建有比较健全的修史机构，中央设有国史院，负责修撰实录和国史，秘书监下辖的著作局，负责编修日历，记注院，则负责撰修起居注，而自太祖完颜昊之后，几乎每位金朝皇帝都修有实录。以辽金修史反观西夏则大不相同，虽然《宋史·夏国传》记西夏于“绍兴三十一年，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说明西夏在后期开始设置史官，《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属三品，但就西夏文化的总体情况来看，西夏是一个不重修史的地方政权。
    首先，自本世纪初以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经考古、勾沉、研究已揭开了西夏文化神秘的面纱，西夏灿烂的佛教文化、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唯独西夏的史学迄今仍然是一个空白点，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和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均未述及西夏的史学。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史学与经学、文学并重，缺少了史学，一代文化就是不完整的。虽说蒙古火使西夏文献百不存一，但是既然其它门类的文化能从废墟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进而集腋成裘，可以述其大概，唯独史学著述空撼，则不能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不重修史所造成的匮乏。
    其次，西夏设官多与宋同，从《宋史·夏国传》对西夏元昊谅祚时期的职官记载，还有《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以及西夏文《杂字》、《西夏官阶封号表》等词典文献所载西夏各种官名，上自皇室、中书、枢密二府，下至军县地方机构均有非常细致的记载，可是翻遍这些文献，除前揭那条于绍兴三十一年设史官、学士和秘书监与修史有点关系的名词外，诸如起居院、起居注、勾当院事、楷书、起居舍人、起居郎、记注案、时政记房、时政记、编修官，日历所、著作郎、佐郎、国史案、编修院，实录院、实录国史等等官修史制度中的各种称谓竟不见于上述文献，这种在制度上反映出的不重修史的情况，是不能用文献缺征来解释的。
    其三，本世纪初俄罗斯探险队在我国西部居延海南侧黑水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意为黑城）的“著名的塔”中发现了大批--迄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西夏文献（数达8000余号，其中百分之八十为佛经），还有不少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卷。然从前苏联戈尔切娃和克恰诺夫发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以及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所公布的资料来看，不仅没有西夏实录、国史一类的文献，而且历史著作也极少见，以致孟列夫发出“历史著作这样少，应看成是西夏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呢？还是西夏人收藏的主要是佛教著作，”（24）这样的疑问。
    其四，不仅西夏官府不重修史，而且西夏遗民亦无修史的优良传统，诚然，蒙古元初西夏遗民处于社会地位最低层，尚不具备修史的条件，但自元成宗铁穆耳以后西夏遗民在元朝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改善，及至后期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以至于在元顺帝一朝担任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四大中央机关高级要职的西夏遗民约占总数的一半，政治势力可谓显要。元朝中后期的西夏遗民在文化上亦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象孟昉、余阙、斡玉伦徒，刘沙刺班、贺庸、王翰、张雄、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都是名躁一时的文人，有的党项族上层人物，余阙、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大都参与了辽金宋三史的编修工作，可是这些显宦名士竟不知为其先民留一部史书传世，其原因很令人费解，是他们甘愿做元朝的顺民，而不去触动元朝统治者的隐痛呢？是如上所述，他们是一个不重修史民族的后裔之使然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也未可知，或许如白滨先生所言“党项上层人物在为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竭尽心力的同时，也为党项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元代党项文人斡玉伦徒，面对凉州孔庙中从祀的先祖斡道冲之画像，发出了‘遗像斯在，国废人远，人鲜克知’的哀叹。移民庐州的党项上层余阙，对当时来自西夏故地的戌守士兵，深虑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西夏故地“今亦莫不皆然”（25）。
    要之，据以上所述，元朝人不为西夏修专史的原因可归纳为二点，一是西夏作为辽宋金的藩属国地位，不合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二是蒙古统治者仇视倔强不顺的西夏，亡其国并亡其史。
    至于元朝人修辽金宋三史中的西夏传未能采录西夏的实录、国史一类的典籍，不是由于元史臣草率从事或不识西夏文所致，而是由于西夏的实录，国史一类文化典籍，在蒙古火中被洇灭殆尽，以及西夏党项族不重修史，使得史作典籍匮乏，流布不广等原因所致。
    注释：
    ①《庚申外史》卷上。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③《西夏书事》附录。
    ④《待制集》卷10《师氏先墓碑铭》。
    ⑤《清河集》卷3《丞相东平忠宪王碑》。
    ⑥⑧《西夏书事》卷42。
    ⑦《牧庵集》卷19《李公神道碑》。
    ⑨（22）《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⑩详见汤开建《元朝时期西夏人的社会地位》载《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13）（14）（15）（16）《西夏纪》序。
    （12）《西夏书事》。
    （17）详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西夏史稿》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增订版。
    （19） （20）（21）《元史》卷147《张柔传》、卷156《董文炳传》、卷2。
    （23）《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24）《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详见《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