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以来的中、西史学发展及其交流
    认清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发展及其相互交流，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史学，意义至关重要。与会者在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拓展。
    （1）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
    与会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一是遵循着对某些传统思想的继承，二是在不断冲破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和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的必然结果。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相一致。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要特点，也在于史著的强烈救国意义和史学家所表现的卓越的参与变革社会的热情。他们不但从道理和事实上反复强调说明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联系，从中外历史上总结爱国心对民族国家强弱存亡的重要作用，而且努力在自己的实践中为救国、为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而著史和讲史。他们还从介绍西方议会制度、天赋人权观念，到抨击封建政治，乃至提倡资产阶级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力图赋予史学以新的使命。有与会者进一步提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著作中所体现的进化史观、地理史观、科学史观、国民史观，折射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孜孜追求。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还主张从全球意识出发，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以新的史例和修史方法，重写中国历史著作，从而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与会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特点表明，史学家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时代决定了史学发展的种种特点。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忠直的史学家不可能逃脱时代的责任，必定会考虑他们应写的最关紧要的内容。
    诚然，匆匆的“史界革命”也有不可回避的缺陷。有与会者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得太仓促，经历也不长，所以究竟有多少经得起推敲的大著作，令人怀疑。他们还提出近代中国史著有三弊：一是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二是史学的功利性效用和科学性价值未能合理调适；三是理论探索在前，而有重大创获的学术成果不多。因此，与会者认为，史学的时代性和历史的真理性的关系究竟如何妥当把握，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与会者还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初步的评估。他们认为，在推翻旧中国、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起了重要的战斗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文明社会以来的历代中国社会变迁，写出了有份量的通史、社会史、思想史专著，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激励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时研究的这些价值取向，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当然，如果今天我们从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也可以发现，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从而带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革命激情有余，史料研究尚不充分，如郭沫若所云，“对古代史料还没有充分的接触，感情首先跑到前头去了”；二是把握中国历史的具体性不够，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适用于中国的同时，不免出现一些简单化的做法；三是有随意随党的策略、斗争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影响了历史科学应有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有与会者进而指出，史学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如果史学研究仅仅以各种政治问题、方针政策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斗争的需要来选取研究的课题，这就会导致史学研究领域的狭窄性和论题的单一化倾向。史学如果完全纳入现实政治斗争的轨道，历史研究就会出现曲解历史、影射现实、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文革”中的影射史学给人的教训太深刻了。
    （2）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
    有与会者认为，近代以前的西方史学就有注重史学现实意义的传统。修昔底德称，他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李维说，史学之独特的功用，就在于能从史学研究中得出教训，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同样，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西方史学家的史著，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感。马基雅弗利将全部政治理想和热忱倾注于史著之中，以及伏尔泰对中世纪宗教狂猛烈无情的抨击，都很说明问题。有与会者提出，西方史学家的史学致用观是有阶段性的，有些史学家特别强调史学的现实作用，是同他们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联系的。当然，西方史学家特别关注对现实和社会批判的倾向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所调整。
    有与会者认为，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自我反省工作，这是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有五次大反省。第一次反省是在16世纪下半叶，以法国历史学家让·波丹《理解历史的方法》为界标，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作了探索；第二次反省是18世纪启蒙时代，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为界标，确立了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第三次是在19世纪上半叶，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及其著作附录《对近代史家的批判》为界标，对历史学的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而严格的要求；第四次反省是在20世纪初，以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的《新史学》为代表，对西方传统史学作了初步清算，开始了现代西方新史学潮流；第五次是以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为代表，开辟了当代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的新成就。正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反省，推动了西方史学的日趋进步。当然，这每一次反省，都是以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唯心史观。历史科学真正的全面发展，最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
    有与会者提出，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关于历史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表明，历史学家已从主要关心和研究客观历史的问题，转移到在关心和研究客观历史的同时也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从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史学是两种不同观点的代表。其分歧和争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史学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前者为达到如实地说明历史，主张摆脱、抑制和消灭主体性；后者则肯定、强化和高扬主体性。这两者的观点虽然是对立的，南辕北辙，但毕竟还有相同之点，即认为主体性的存在和主体效应的发挥，都会消失掉认识的客观性。应该看到，主体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主体效应具有正与负、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主体性的本质是倾向于认识的客观性的。因此，西方史学界对主体性的探讨，表面上会降低和抛弃对历史认识真理的信念，实际上抛弃的却是历史认识真理可以轻易获得的幻想，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研究新动向。
    （3）近代以来中外史学的冲突、交流和融合
    有与会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冲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冲击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引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们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力图构建有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这一引进虽然冲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循环论，迎来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繁荣，但他们还未来得及对封建史学作全面科学的清理，这就使我国近代史学仍拖着一条封建史学残余的辫子。第二次冲击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卷入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史学家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历史，冲击了历史进化论，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中国的史学经历了一次飞跃。有与会者进一步指出，这一次冲击还应包括50年代苏联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当然中国近代史学的这一次引进，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由于我们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研究不透，这就留下了为历史乱贴标签的弊端。第三次冲击即近十年来，西方形形色色的史学思潮大举涌入，活跃了思想，激励了探索，改进了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史学研究模式，开拓了一批新的研究领域，但由于思想的封闭与禁锢时间太久，人们对之有饥不择食、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的倾向，使有的论著仅仅只能将历史塞进时髦理论的框架。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史学界还有否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情况，如任其发展，必将中国史学引入歧途。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
    有与会者则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形式到内容已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产物，而是从国外输入的结果。最早输入中国的是西方的社会学说，那是为了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梁启超的《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代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兴起。接着发生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这也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传统史学产生不出新的史学体系，因此，我们应当用开放的眼光。大胆引进、消化、吸收国外优秀的史学成果。
    有与会者提出，对中外史学交流、交融的研究，主要应考察国外思潮与我国文化传统是否妥当结合。事实证明，凡是在输入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过程中，不注意结合本国文化和历史实践的生搬硬套，就必然缺乏生命力。如宋谦之在《历史哲学》中倡导的“生命史观”，实际上不过是柏格森哲学和杜里舒俩人观点的杂凑，并未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连他本人后来也放弃了其中的某些观点。而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所以成功，被公认为一代宗师，就在于他们学问的洋为中用。他们不仅对实证主义方法作了较为认真的消化，而且将其与乾嘉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科学因素作了较为有机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扎根的地方。易于为中国学者理解接受，并使传统史学发展有了新的可能。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扎根，也有个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公思想有某种结合点。传统的知识分子由此出发，在社会变革中，逐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著书立说。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史学思潮、理论与方法，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清理和鉴别，盲目地一概排斥和一概吸取的态度，都是错误的。要善于引进，区分良莠，根据中国国情和具体的学术情况作适当处理的态度，才是对待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