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之后，现已渐趋式微。然而如果从另一角度考察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领域更为细化，并且同其他的史学分支学科相结合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在这些新生学科中，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梳理城市环境史将自然与城市在历史背景下进行结合的过程，考察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发展前景。
    目前国内外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兴起及流变均有研究见诸文字，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侧重该领域的形成初期，分析其兴起与环境史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鲜少将其置于美国城市史学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反思，同时对环境史学自身方法与思维转向对城市环境史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不足。①正因如此，现有研究无法充分解释为何在威廉·克罗农的拓荒之作《自然的大都市》大获成功之后，美国城市环境史学者却很少循此路径阐释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生态与社会的历史变迁。[1]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美国环境史中“文化分析”方法的大行其道有密切联系。由于文化分析聚焦种族、阶级与性别，以及这些不同社会群体对自然的认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集中在城市行政边界的内部，分析下水、垃圾、污染等环境问题以及各色族群的环境遭遇与思考，忽略了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对其不断扩张的腹地产生的生态影响和两者之间长期进行的生态交换。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指出，城市环境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在时间、空间与思想维度上打破城市的边界，从而发掘城市与其腹地之间密不可分的生态与文化联系。
    一、城市史的“环境”转向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属于城市的时代。汹涌的人潮从乡村流入城市，在那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当20世纪到来之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已远远超出乡村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居住在大都市当中。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工业的种种发明将更多的人从躬耕田畒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此同时，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从乡村源源不断地运入城市，以支撑城市的运行。然而，城市人群却基本上没有参与生产这些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资源。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同他们所生活的地球，或者与那些延续他们生命的自然力量与资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美国可以说是站在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最前沿。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中，产生了当代美国历史学。大部分当代美国历史学者成长、生活在城镇、郊区，因此，对他们而言，渴望理解城市的历史是自然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历史是城市的时代，如果希望对其做出透彻的诠释，历史学者就必须关怀城市的历史以及它在推动现代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较为平静、单一的乡村历史相比，会聚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城市历史似乎更加丰富多彩、高潮迭起，而以此为主题的史学研究相对而言也更为多元、广泛。
    当城市开始在美国景观上迅速蔓延之际，美国学者便开始书写城市的历史。但是，城市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开始脱离先前政治史的圈囿时，方才真正出现。这一新生领域开始研究城市的历史特点和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作用。那些自成一家的新城市史学者倾向于将城市视为一个进程，而非一个具体的地方，借用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开始对城市中间那些泯灭自己声音的人群予以关注，以对抗传统史学的精英研究。新城市史学的主题主要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变迁，阶级关系的起源，以及种族、民族与性别冲突。而这个新领域也呈现出跨学科的特色，在其研究中大量引入社会史、建筑史以及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新城市史学的拓荒之作为斯蒂芬·塞思托姆出版于1964年的经典著作：《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该书采用了大量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在1850年至1880年间的社会变迁。它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间美国城市史的叙述都产生极大影响。该书运用“自下而上”的叙述角度，亦即通过社会底层人群的见闻、经历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族群向上流动的社会模式加以比较。[2]与此相比较，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城市传记的史学叙述方式则较少受到社会学的影响，试图对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历史叙事。同个人传记史家相似，城市传记史家力图将城市中间各种复杂的侧面串联起来，如其源起、领袖、经济基础、交通、市政、地理扩张、人口特点、学校等，叙述一个城市的历史。每一个特定的城市赢得了某种综合个性，而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因此，城市再次变为一个具体特殊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细节和叙事的趣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埃德温·伯罗与麦克·华莱士在1999年出版的《戈瑟姆：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3]
    然而，尽管在30年前城市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是它此后的发展，却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味道。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这个学科似乎已见式微。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停止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堪萨斯大学是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以它为例应具一定的代表性。在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共有近40位教师，100余个研究生，近500个本科生，但是该系却几乎没有开设城市史方面课程。而在美国每年的就业市场上，为城市史或者以城市史为主的新设职位几近于无。城市仍然在一天天地扩张，为何一个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学科开始丧失它的吸引力？
    近年来，城市史学者一直在讨论其领域的未来。克莱·麦克沙恩提出了对这一领域颇为悲观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领域非但不再是史学的宠儿，而且还落后于史学的整体发展。在他看来，城市史缺乏清晰的界定与核心，对风云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讨论匮缺，也失却了方法论上的精确。他援引斯图尔特·布鲁民的观点，认为“在城市史著作中，缺乏理论或者方法，缺乏这一学科的特点，这是一个迄今仍然准确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他们都并非主流……这种对理论与方法的兴趣的缺失将很有可能使我们为同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所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