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城市史中存在的问题似乎要比缺乏方法论上的精确更为严重。麦克沙恩同时承认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都已陈旧，今天，已没有多少新论著来推动该领域前行并使之更具影响力。在列举比较了当前被引率较多的书籍后，他指出，事实上，所有这些作品的被接受程度都未能使它们成为广泛认可的经典著作，而引用率最高的那四部作品甚至不是学术著作。麦克沙恩总结道：“看来城市史与历史学科内其他领域存在极为显著的断裂……然则城市史究竟是否仍是一门学科，如果它没有产生一部经典之作，即使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典之作？”[4]这一悲观评价至少说明：在美国，城市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难以保持其一贯性或者继续其对历史学者的持久影响。它没有吸引新生代中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的力量，也未能撰写出促使这个学科继续发展的著作。在城市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城市史学者却脚步拖沓，意志不坚。
    我们不妨以一种更为乐观的角度来审视之：城市史并非衰败了，只不过是发生了改变，它渐渐地脱离了同社会学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却以一种城市史学者未曾预知的方式，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开始重整旗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美国历史学科发展的必然。美国城市日趋扩张，其问题亦日益复杂、细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或者对具体某个城市进行个案研究，无论从精准性、可行性，还是历史叙事的吸引力而言，都比从前将城市化视为一个统一而缺乏个性的过程更具魅力。因此，一方面，为个体城市立传成为众多新生代城市史家的选择。而另一方面，城市史自身开始逐渐分裂或融入其他的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或者种族、阶级、性别研究，或者环境史。城市史并没有渐渐死亡，它只是改变了重点、角度和方法。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将环境史定义为对历史中人类社会与文化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他在《地球的转变》一文中写道：“环境史研究的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位置。它所研究的是非人类世界，一个究其根本不由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与过去所有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处他所指的自然是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的一切生物的、地理的以及物理的根本元素。自然是一切非科学或技术的各种力量的集合；至少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些力量包括气候与天气的周而复始，各个大陆的地质状况，太阳的能量，动植物的进化与分布，生态系统的形态与运行。所有的这些力量构成了一个人类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并且适应的世界，即使我们也一直试图逃离这些力量。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人类对自然世界施加的影响在不断增长，甚至在今天地球的气候都在因人类的活动而改变。但是人类只是改变自然，并没有创造自然。自然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秩序，相反，它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这种变化的状态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存在。而毫无疑问，自然也将从我们所强加的改变中存活下来，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灭绝之后的很长时间，它仍将以某种形式存在。[5]（P46-48）
    那么自然，作为非人类所创造的力量与存在的组合，又在城市--这一文化的产物中扮演什么角色？无疑，城市是人类生活的环境，然而早先的城市史却很少将城市视为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环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美国城市史学家对城市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往往对人类更为宽广、古老的经历，采集、游牧、农耕时代的经历，及其同城市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等都心存漠然。城市被视为人类独有的创造，同自然毫无接触，关于它的故事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城市被看作是一系列建筑、街道、政治集会、工厂及其内部的劳资冲突，以及不同族群的人们相接触、碰撞的区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问题时引入了人文生态学，虽然冠以生态之名，不过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模型，套用于人类社会之上。借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群落、生态位、小生境、竞争、平衡等概念解释城市社区中各个群体、阶层的变迁、对抗与合作。人文生态学对积极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城市史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鲜少有人将城市看作河水流淌、植物生长、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质资料相交换的地方，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人类自身的健康相互纠结的地方。虽然这种旧有的研究将城市与自然人为隔离，但环境史学者却正在将城市带回自然当中，或者将自然带入城市当中，将城市视为一个人文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机体，从而赋予城市史研究一个全新的方向。[6]
    城市-郊区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史领域中崭露头角，到20世纪90年代立稳阵脚，现在已是该领域研究中最受欢迎的新视野。历史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仅对即使距离它最为遥远的荒野地区的使用或者保护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城市自身也是自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并且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地方。自然不止是远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样包括我们居所周围流动的空气与水，那些令城市机器忙碌不堪的能源，还有所有在城市中间寻找到它们的生态位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凯特勒恩·布罗斯南、安德鲁·赫利、马丁·麦乐西、亚当·罗姆、乔尔·塔尔等学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交界面的思考，并且证明人类的居住区同人的生理系统一样，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补给与排泄，而城市的新陈代谢系统的运作，就像农场或者工厂，也同样根植于自然当中，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工的创造与自然力的共同结果。[7]
    在一篇关于城市环境史的综述中，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乔尔·塔尔将现有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研究人为环境与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二，研究针对缓解环境问题所做的社会反应的努力与作用。第三，探讨自然环境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第四，分析城市与他们不断扩大的腹地之间的关系。第五，研究城市中间种族、阶级、性别与环境问题的关系。[8]在这五个方面，环境史学者在最近的20年间不断有新作问世。从早期麦乐西等人对城市环境进行的综合研究，到今天诸多学者关注一个具体的城市，彼处的城市、人类活动与思考、与它的周边自然的相互作用。至此，城市环境史研究也越来越扎根在土地中间。新一代的城市环境史学家同他们的环境史同行一样，关注城市景观中细节的变化，寻求每一个具体城市在环境史意义上的特性，重新书写一个城市的“传记”。
    二、自然的大都市
    如果说早期城市环境史学家同城市史学同行一样，关注点尚在城市内部，考察人类活动、政策实施与技术使用，如垃圾与污水处理，能源利用与工业污染等对城市环境与人群健康产生的影响。那么，新的研究模式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均打破了城市的人为边界，通过时间上将城市的演化史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更为漫长的农牧业历史的结合，从而在空间上对城市环境史的疆域做出了根本性的拓展，对城市与其腹地的环境进行整体的有机考察。这一研究始于威廉·克罗农所著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于1991年，赢得次年的班克罗夫特奖。它不仅为城市传记史的书写开创了一个新范例，也为城市环境史的开疆拓土打开了新的局面。芝加哥，这个在美国西部异军突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是美国城市史中的研究焦点。无论是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抑或新生的社会史学家均在那里找到施展史才的天地。然而克罗农的著作却将史学家研究芝加哥的天地扩展到了整个西部的苍穹之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思考这个自然的大都市形成的原因。
    在《自然的大都市》为城市环境史开疆拓土之前的十年，塔尔与麦乐西两人已在环境史的版图中为这一新领域树立了地标，然而《自然的大都市》的出版具有两层重要意义。②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博得盛名的环境史学家如沃斯特、克罗农、罗德里克·纳什等人皆以农业与荒野环境史著称，在环境史本身尚属新兴学科之际，城市环境史更是边缘。而作为环境史风纪创立者之一的克罗农投身这一领域，则令城市环境史进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地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农通过“商品流动”对都市及其腹地进行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追索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