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克罗农时代
    在《自然的大都市》出版两年之后，罗伯特·戈特利布的新书《推动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变迁》问世。[12]该书付梓以来，毁誉参半，然而无人能否认它对以往美国环保运动叙述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境改革被描述为城市之外的活动，无论是以科学林业开其绪的资源保护改革，还是以国家公园肇其端的自然保护运动，似乎总是在田间野外大展宏图。这种叙述无疑大幅度地窄化了一场远为复杂、综合的环境改革运动，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内城进行的环境正义运动变成无本之木。戈特利布则指出，美国环保运动究其根本，乃是对19世纪后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的修正，而其出现的中心位于在此时期兴起的各大都市，集中体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各类城市卫生医疗改革。种族、阶级与性别在《推动春天》的推动下，进入了早期美国环保运动史的疆域，而城市也在其中赫然崛起。
    戈氏之书很难被视为真正的城市环境史著作，然其对城市环境史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环保运动与政策都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城市在占据环保运动史半壁江山的进步主义时期环境改革运动研究中始终身份暧昧，对此，戈特利布的著作无疑有廓清迷雾之功。其对环保运动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的密切联系的关注，更对他的研究同行进一步拓展城市环境与不同社会族群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戈氏对于美国环保运动起源的研究，并非试图恢复一场被史家窄化的运动全景，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将之再度窄化。作为一位环境正义运动的行动主义者，他自有其政治与社会诉求。当他将早期环保运动的阵地由乡村、荒野转移至城市后，他使工业城市社区的公共卫生改革成为环保运动发展的核心脉络。而据此论述，这场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狭隘的自我关照，追求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美丽与健康的运动，似乎成为人类尤其是某个人类特定群体对自身健康的考量。自然在其叙述中再次被边缘化了。而这一倾向在运用文化分析手法的新一代环境史学人那里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推动春天》之后，社会史学者安德鲁·赫尔利出版《环境的不平等：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与工业污染，1945-1980》。此书堪称城市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的典范。其所选择的城市并非如芝加哥、纽约、匹兹堡等大都市，而是位于印第安纳州一个鲜为人知而饱受污染之害的小型工业城市--加里。赫尔利的研究揭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主要是居住于内城的黑人贫民与白人劳动阶级。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恰恰是环境污染中的弱势群体，而环境的不平等正是社会的非正义的体现。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一样，赫尔利在他的研究中表达出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刻同情以及对环境不平等的严厉批判。然而，同大多数社会史学者不同的是，赫尔利的研究关注到了人类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之外的空气、水与能源。
    赫尔利的著作在环境史学人中间大获成功，很快跻身大多数环境史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而赫尔利的个人定位却饶富趣味。无论公开的访谈，还是私下的对话，赫尔利都将自己视为一位社会史学者，否认环境史学者的标签。一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也鲜少看到赫尔利的身影。在最近一次中国环境史学者高国荣博士为赫尔利所做的访谈中，一段对话颇引人深思。当被问及其目前所做的研究为何时，赫尔利回答说他目前没有从事环境史研究，而是在做历史遗迹保护的问题。他接着谈到，他的朋友--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认为这仍然是环境史研究，并且强调但凡涉及地面景观的问题，无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是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赫尔利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非人类的自然只有成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被算作环境史方面的成果。对我而言，环境史有这样一个门槛。自然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中心”[13]。赫尔利的否定不免令先锋的后现代环境史学人有一厢情愿之嫌。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研究客体来看，一部自然隐退的城市史著作应当如何寻求环境史特具的视角，它如何能够超越前代的城市史研究；而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旦城市环境史研究为简约的文化主义所主导，它是否仍然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幸而，并非所有的中生代与新生代环境史学人都愿意踟蹰于人类事物与文化分析的旧邦。在2000年，亚当·罗姆出版了《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蔓延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一书，为城市环境史研究再放异彩。其贡献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该书的开疆拓土之功不容忽视，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批量住宅为标志的郊区蔓延，城市与乡村交界的郊区成为美国城市人群的基本栖息之地。在城市史的研究中，不乏关于郊区研究的佳作。但是在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中，罗姆则首开郊区研究之风气。然而，该书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第一次使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切实地立足于由土壤、水源、动植物、空气以及人类所构成的土地共同体之上，考察在郊区蔓延的过程中，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种矛盾，人们在生理层面、物质层面、审美层面、道德层面、科学层面以及生态层面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与反思，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⑥。同时，罗姆能够坚守环境史始建时的初衷，与自然科学保持严肃的对话。由此，《乡村里的推土机》既保留了历史学者所擅长的文本分析与历史叙事，又娴熟地采用大量缜密的科学数据与理论，使其对这个土地共同体的理解摆脱了文化政治学的羁绊。而这种跨学科的交流，更使得人文学者认识到，自然不是狭义的仅供解构的词汇，亦非仅仅透过人类审美想象方始存在的景观，更是客观存在的独立力量与物质现实。
    罗姆的著作出版于2000年，该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的分水岭。此后十年间，城市环境史研究蔚然大观，新作不断。从由麦乐西与塔尔主持的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领域学者十年间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孜孜探求。⑦在此中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于2010年关于波士顿的新作--迈克尔·罗森所著的《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创造波士顿》。[14]对于任何一位史家，重写波士顿这一美国最早的城市与文化重镇，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自19世纪美国历史学发端，此城即成研究焦点，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相关研究不胜枚举。然而，罗森之书却得以在诸多佳作中异军突起，获得包括次年普利策奖最终提名等五种图书奖项荣誉。作为克罗农的高足，罗森在撰写他的城市史著作时，无疑对其师的大作深加琢磨。在他所讲述的波士顿导湖引水、填埋扩城、疏浚海湾、创建公园、发展郊区的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然的大都市》中所强化的城市同其腹地环境的内在联系。更进一步，《查尔斯河上的伊甸园》将波士顿各类族群对待自然的期许与态度，以及因此导发的冲突与妥协引入讨论，对自然进行了文化的解构，加强了克罗农所思考的第二自然观念，由此而实现城市环境史的文化转向。
    幸而，罗森的解构是谨慎且颇有节制的，虽然在一方面，他注意到不同文化、宗教、种族、阶级背景的人群对待自然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向往的城市景观也存在差异；但是在另一方面，罗森并未将自然完全视为一种文化建构，从而彻底否定自然与人文景观之间的区别。正如波士顿景观的实际城市规划者，罗森这位波士顿城市历史的撰写者同样看到了自然对于波士顿人所设的种种限制，因此，他的著作描写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也是人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同自然之间的对抗、协调与依存。也正因为如此，较之以往的相关著作，罗森的新作对波士顿这座旧城故事的叙述更为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