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阶段：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至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苏共二十大将和平共处确立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是要全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便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更好地予以贯彻实施，特别是希望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因此，苏联希望借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将苏共二十大确立的路线用来指导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苏共二十大，尽管中国在公开场合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对于苏共二十大确立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态度有所保留。1957年1月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办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并表示“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17]因此，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要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确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动摇了中国求同存异的底线，如果一旦按照苏联的做法，台湾问题也将按苏联的政策加以处理，这显然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1957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召开会议。其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形成了两个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在会议讨论和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上述问题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最后形成的两个文件中，既贯彻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问题的独特看法。
    和平共处问题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虽然并不否定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但更强调由于苏联掌握核武器，美苏之间形成了核竞争，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使两大阵营除了和平共处外别无出路。但毛泽东对此却存在不同看法，他在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就表示，“我们对现代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认为“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18]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17]（p.326）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在核武器时代，有可能发生战争，即使爆发原子战争，其结果也必将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这实际上否定了苏联推行“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对此，赫鲁晓夫极为反感：“对于这样一个演说，谁也没有准备”，“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口号‘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害怕战争”。[19]中苏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也有所体现。苏共和中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20]而在苏共和波兰工人党起草的《和平宣言》却强调，“在新的战争中不会有人们能够平安避难的地方。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烧到世界各国人民，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21]
    1957年11月22日，在参加完莫斯科会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2]1957年底，中美在日内瓦进行的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谈判代表任期届满后美国拒绝指派新大使而告结束。会谈三年来，美国敌视新中国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活动变本加厉。毛泽东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产生了怀疑。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对外关系既要强调团结又要进行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仅仅和平共处是不行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于1958年8月23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再度实施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尽管苏联对中国未能事先向苏联通报炮击的时间和计划表示不满，但在得到中国方面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后，苏联对中国采取了谨慎配合的态度。赫鲁晓夫先后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讹诈既吓不倒我们，也吓不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并不只是美国，而且另一方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相应的发射这些武器的工具，如果竟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这种进攻，那末，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23]这对美国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推动了整个局势的缓和。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希望用苏共二十大确立的外交政策规范社会主义阵营的活动，遭到了中国的抵制，中苏分歧开始表面化，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分歧，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三）第三阶段：从1958年末到1960年初
    这一时期苏联的和平攻势取得一定进展，苏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而中美关系在长期僵持之后趋于紧张，中苏对美政策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