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荷]Ann Righey，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现代语言系比较语言学教授。
    “未来是开放的”，这只是说没有人曾写出过一部“现在”的历史。
    --亚瑟·C·丹托（1962年）
    直到现在为止文化还是社会的一种机械化的命运，是社会自身技术的无意识的内化。
    --马歇尔·麦克卢汉（1962年）
    一、导论
    在第1卷《历史与理论》杂志（1962年）中，亚瑟·C·丹托的一篇重要文章《叙事性语句》[1]标志了这几期的特色。在30多页的文章中，丹托对“语句”没有过多涉及，而是更多地论证了一个临时性定义，其之后才以“叙事性”而为人所知。丹托1962年的文章--以分析哲学的传统写作，并且在其著作《分析的历史哲学》出版3年前--把叙事主题的特征定义为时代错位的双重视角。这个叙事性的定义性特征被丹托界定为“当一件事情被描述时，随后的事情就会被预先涉及”，以一个简单的历史陈述来举例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者在1642年的圣诞节诞生于伍尔索普”。[2]一个时间上的分层节点被统合在了一个更长时段的连续体中。
    因为坚持回溯性叙事者的时间分层观点，丹托便反对这样一种假设，即历史学家可能成为丹托自己所定义的理想化编年者--一种兰克眼中的、视各个时代如其所是的历史学家。相反，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超越单一的历史时刻去观察，因为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知识就是基于通过观察后来的事件“对过去的回溯性的重整”：[3]要认识到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意义，就必须通过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叙述性语句，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与其相关的事情。[4]简而言之，历史性和叙事性的本质就是某一时刻的意义乃是由另外一个时刻所决定的。以其对叙事性的出色解释，《叙事性语句》一文本身便标志了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接受丹托对“过去的回溯性的重整”的定义（或者回到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中的精神“这是五十年以来……”），他自己的文章便可以被视为《历史与理论》杂志上70余篇的关于叙事在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扮演或应当扮演角色的文章的一个开始。从1960年的涓涓细流到如今，这一系列文章在80年代晚期达到了顶峰-1987年有10篇相关文章发表于《历史与理论》杂志。然而1962年和1987年的“叙事”概念是一回事吗？如今是怎样的呢？未来又将如何呢？
    至少有一件事是明显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叙事”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许多学科之中。[5]因此，历史理论家们自1960年以来所关注的“叙事”概念，与文学、文化研究中那种用于理解不同媒介和不同情况下的“讲故事”的形式和功能的一般模式的“叙事学”的出现，或多或少是相呼应的。“叙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历史、文学批评等不同学科（包括此后加入的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宗教研究）中集中出现，一开始似乎表现为一个在跨学科实践中独特的成功案例。对在不同种类的知识生产中“讲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兴趣，确实帮助我们在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传统间建立了新的交叉联系。从这方面来看，最近几项由文化研究者们所汇编的关于叙事理论的研究囊括了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作品；而相应地，阿伦·蒙斯洛为历史学家而作的对叙事的介绍，也涉及了“叙事学”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叙事”、“叙事性”这些词由此促进了学科之间的对话，其价值不可低估。但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叙事学家们对此却鲜有所闻。[7]相应地，叙事学家们的讨论通常情况下都不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即使是海登·怀特，其关于“元史学”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叙事研究的领域。尽管“叙事”这个概念似乎为跨学科的实践提供了参考和新的条件，但实际上“叙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概念在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延迟，也可以被解释为不同的学科所基于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宽泛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象征化”与“表现”这些概念本身的研究，而史学理论家们则对象征化中所隐含的东西和对过去知识生产的表现更感兴趣。对于史学理论家而言，其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叙事学家们所关心的“叙事”的本质--一般情况下他们对此抱拿来主义态度，而是“叙事”在历史知识生产中的功用（或无用）。[8]史学理论家们讨论叙事性是为了建立关于历史写作的规范，这些规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是历史方法和历史责任的一部分。相反地，叙事学家们则一直专注于发展一些模型，用于批判分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变化的审美和媒体实践问题的一部分的叙事性。由于这种研究重点的区别，“叙事”的多样化表现会继续下去，并且会随着这些研究重点的发展而改变。
    “叙事”这种语义上的变动也许会使那些希望在“叙事”与“叙事”相关现象之间建立一种理论讨论上的稳定联系的人大失所望。对于理论讨论的常识性观点是，这种讨论应该对“概念”进行阐明、澄清以及重新定义，以使我们能够以这些固定概念作为固定的参考点来继续我们的分析研究事业。按照这个逻辑，“叙事”这一概念在2010年的意义应当与其在1962年时的意义相同，在历史学家与文学研究者那里也应当是一回事。然而事实与此却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