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化的概念
    米克·贝尔（Mieke Bal）在其《人文学科中变化的概念》（2002年）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中，建议以动态化、工具化的术语来审视概念，以区别于那种纯粹分类的术语。[9]像“叙事”这样的词不是那种把世界规定为固定不变的范畴的简明标签，而是用以帮助我们以理智把握世界并创造新的主体间洞见的诠释性工具。她提出，我们应当视概念为“本身不是业已固定的、意义明确的，而是动态的。当我们临时地、不完整地摸索定义一个具体概念可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将彻底把握这个概念。有价值的工作正是基于这种摸索的过程之中。”[10]跟随着贝尔的脚步，我们可以说概念的意义随其被运用的结果甚至随其所揭示的那种复杂性的结果而改变。概念的改变，就如同园艺工具随着使用而出现刮伤和污点；但不同于锄头和铲子会在使用中被磨损和划伤，“应用”不仅不会使概念变“钝”，反而会使其获得新的分析力。因为“概念化”是一个持续的活动（或者用贝尔的话讲，摸索的活动），语义变动便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其特点。这种特点也不能一直被当做一种干扰：我们能从探究一个术语在不同应用中的区别受益，因为它们通过揭示盲点和未探究的假设，能使不同的方面在对话中呈现。
    贝尔关于概念化是观念循环和变动中的一部分的观点，并非没有问题，尤其是他们趋向于将变动性视为其本身的重点，并且使概念变化的程度过大以至于我们在研究的是否还是原来的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犬儒主义者甚至可能把这种对概念使用中的差异性所作的辩解视为应各时之需而篡改概念意义的草率行为的借口。但无论认为语义的多样化是好还是坏，概念的突现和变动在学术领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概念从一个学科转移到另一个学科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正如前文所论--但同时也能发生在一个学科的内部，即当研究发生变化时概念的意义就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如果“叙事”在史学理论中一开始是作为一种解释形式出现，用以区别于科学化形式的话，那么其后来则转变成为了一种表现形式，用以区别于模仿的技艺。[11]文化研究领域中“叙事”这一概念的变化轨迹则有所不同，笔者将在后文中提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理论话语在学科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突变而非稳定的状态，即使这些话语自称处于一个外在的、不变的观察之点上。
    概念的产生也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贝尔专注于概念在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变动，笔者则提出将她的分析扩大，把文化实践也归为其动态性的因素之一。如果“叙事”的意义发生了转变，这不仅是因为其中历史学家、叙事学家及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也因为“它”自己发生了改变。套用弗雷格的经典区分，这一术语的意思和他所指之物都发生了变动。简而言之，需要区分“叙事”的概念在现在与50年前的不同，因为新的故事出现了并且在被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伴随着不同的意义并且在一个能够提供新的选择范围的环境下。这些改变并不都是根本上的，也非均衡的。但是他们足以证明我们理论反思中所包含的动态性组成部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笔者将继续论证，这些改变保证了这样一种观点的有效性，即将叙事的概念化视作理论反思和变化实践的持续合作的结果。“叙事”的概念是那种被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称为“社会能量的循环”的一部分：它们是与知识和艺术事业中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以及笔者将在后文中特别论述的媒体技术领域的发展一起，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呈现出来。[12]
    三、媒体工具
    在1962年，另一部作品似乎同样标志着众多相关讨论的起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藤堡的群英：印刷人的诞生》。[13]在这部古怪的、折衷的，并且极富争议性的研究中，麦克卢汉提到印刷文化对近代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因为眼睛所看到的是阅读中最首要的感官认知，而且视觉的作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认知过程中主客之间存在的“距离”，所以印刷实际上在理性与观感之间制造了一道裂隙，导致那种在口头交流的情况中能出现的自然的、双向的特性被削弱了。但是麦克卢汉明确地提出，由于新兴的电子化媒体的出现，情况幸运地发生了改变，而且著作与视读的主导状况开始让步于一种互动性更强的形式。然而，就其全部的关于“电子化”的讨论而言，麦克卢汉的论点已经严重过时了：他所引为参考的那种新电子化媒体，其实是电视而非电脑。这一点在如今无疑是令人吃惊的，尽管在1962年的时候“电脑”这个词仍没有普及开来。50年后，电视已经成为了“旧”媒体之一，这种自上而下的、广播式的媒体显然更接近于书籍而非网络。[14]麦克卢汉的全部论点也被过分夸大了，但是其关于技术在我们与世界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观点确实是深刻的，并且为许多关于技术决定论及其局限的理论反思提供了基础。[15]正如麦克卢汉所论，在《古滕堡的群英》和《理解媒体》（1964年）中，媒体并不仅仅是像锡箔或棕色包装纸那样的用以保存和传递思想的包装。正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理论工作所确证的，媒体本身就是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他们产生了关于信息和报道价值的观念，引导信息的流动，建立信息网络，并塑造了关于著述、权威和可靠性（相信谁或什么）的态度。[16]以此，任何新媒体出现的意义都超越了符号学的领域而进入到了社会之中。
    正如日常经验以及逐渐增多的相关学术研究所呈现的，伴随着新的应用不断出现于持续变动的环境之中，数字化为我们的表达和交流打开了不可胜数的可能性。笔者稍后会返回来讨论媒体实践中的某些改变。这里要说的是媒体实践的一个衍生产物：对媒体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以及相应的，媒体技术的发明总是形成一股反思“旧”的媒体，以及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得失的浪潮（我们已经看到，电视对麦克卢汉的启发）。最近的（媒体技术）发展就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引发了一种新的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指向媒体变化，另一方面则指向印刷文化在过去的岁月里对知识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数字化媒体对未来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改变了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过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已经过时而变得值得关注，从而被陌生化、历史化了。正如罗曼·雅各布森在上世纪初所论，事物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为人所见--新出现的时候和过时的时候。[17]数字化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早先的媒体“创新”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相比于原来那种被单纯地理所当然地视为关于艺术或学术的印刷品，当代的“书籍”作为一种符号装置和物质对象--结合文字与图片的一种多媒体--获得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正如手写的书信在如今这个被计算机所主导的世界当中所获得的完全不同的意义。[18]如今的数字“革命”由此悖论式地揭示了媒体总是不断地被发明又不停地发生着改变。
    这便让笔者回到了1962年丹托的论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叙事的主题把丹托的研究与持续至今的讨论有力地连接在了一起。[19]然而在其他方面，丹托的文章在如今看来却有如隔世。这尤其表现为，丹托毫不犹豫地假定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一个单独的作者用一个孤立的叙事写成的一本书。据说丹托以一本虚拟的写作于1815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来说明他关于实时性的论述：“设想我们（在1815年）拿起一本书，名字是《硫磺岛之战》。”[20]这一参照很简明，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前面所提到的这样一种假定：历史的本质形式就是一本由一个个体的历史学家负责的专著。的确，历史的本质形式是“一本书”这样一种预设构成了丹托关于叙事的观点--他将叙事与一个单独视角下的回溯性重整绑在了一起。丹托坚持认为，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形象，“历史学家”和“理想的编年者”是建立在潜在的专著“模式”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