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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政策改革述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科学辑刊》 王娟娟 参加讨论

二、推行北约核化政策
    与国防政策的“新面貌”相应,美国政府亦调整其北约核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双管齐下的政策,即削减美国驻欧部队与推行核分享计划并行。1953年12月,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国表示,美国政府正劝说国会修正1946年《原子能法》,通过新的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向盟友分享相关核信息,以使盟国在布署核武器的过程中训练军队掌握相关的使用知识。这种核分享既包括与盟国分享重要的核信息,也包括在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14]
    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修正后的《原子能法》,此法允许政府与盟友分享核信息,这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北约核化计划奠定了法理基础。根据此法案,美国可以在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并与盟国分享相关的核武器信息。1954年12月,北约部长们接受了“新面貌”政策,同意将美国所提出的核政策作为北约军事机构防务计划的基础。1956年12月,北约部长会议上决定采用新的战略理念,也就是“大规模报复”核战略。至此,美国政府通过修改1946年《原子能法》实现与北约盟国的核分享,并将其战略思想推行至北约。
    艾森豪威尔政府向北约推销其核化政策有其特殊的考虑: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幕僚信奉“集体安全”的原则,而欧洲又是美苏争霸的焦点所在,这要求美国承担西欧的防御责任。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为一个娴熟于外交与军事的政治领导人,加之在二战时期的特殊经历,“集体安全”原则成为其外交思想的主要信条之一。[15]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此指导性文件很好地体现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集体安全”与“盟国合作”的原则:“美国必须制定政策,保持我们同盟国之间的合作,赢得世界上我们目前尚未承担义务地区的友谊和合作,并由此加强自由世界的凝聚力”,“联盟必须植根于对共同安全的强烈意识以及对美国领导的忠诚不移和智慧的坚定信任”[16]。
    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国家安全政策建立于“新面貌”国防政策与“大规模报复战略”之上,这要求其平衡美国国民经济与国防之间的矛盾,并在国家安全中倚重核武器,体现在对外核政策上则是愿意与盟友进行核分享,推动北约核武装化。 NSC162/2文件除了强调“集体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将核武器纳入到美国国防政策之中,强调安全和“大规模报复”的需要。该文件提出:发展与维持强大的军事地位需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核武器与其他可使用的武器一样对待,强调“大规模报复”力量的威慑作用,指出防止战争毕竟比赢得一场战争重要得多。报复打击力量比任何遏制战争的因素都重要。[17]因此,在构建其第一道防线--西欧--时,美国政府奉行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缩减驻欧地面部队,另一方面部署核武器,并与西欧盟国分享核信息。“北约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新面貌’政策的主战场,预计削减近50万驻欧部队。”[18]1954年《原子能法》通过之后,美国政府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游说北约盟国接受其核化政策,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帮助盟友训练军事力量以使其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同时也与盟友分享民用核能技术信息。
    最后,北约核化有助于平衡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优势。苏联除了拥有核力量之外,还拥有庞大的常规力量,这不能不引起西欧国家与美国的警惕与重视。但鉴于地面部队力量对比的悬殊,美国政府决策者认为即使再增加地面部队也难以获得对苏的优势,而依靠核武器可以解决美国在欧洲的困境。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称:“我着重向李奇微上将说,我并不愿意欧洲遭受1940年那样的蹂躏。但是,我们知道,苏联在邻近地区保持着力量,随时可以在欧洲行动的军队约有175个师,而美国只有20个师,且只有5个师驻在欧洲。因此,鉴于与敌对的地面部队力量相差悬殊,似乎很清楚,只有动用核武器才能在这一地区迅速阻止共产党的大规模侵略。”[19]
    三、重启与英国的核合作
    杜鲁门时期,美英的核合作暂时中止。及至1952年美英两国的政坛都发生了变化:丘吉尔再次出任英国首相,而对英国核项目持同情态度的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马歇尔计划顺利实施、西欧国家初步呈现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趋势;朝鲜问题已出现缓和迹象;在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之后,苏联紧随其后也成功爆炸了氢弹装置,英国也正式迈入核国家的行列,大国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诸种变化使得美英两国领导人决定重新考虑两国的核合作问题。
    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后对美英核合作充满信心,而这种信心又因1952年英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成功而得到增强。1952年10月23日,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讲中提到英国原子弹试验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已依靠自身进行了核试验,我不怀疑这将使美国人与我们比之前进行更为密切的信息交流。在美国有诸多重要的人士关注此事,他们非常好奇于英国将多长时间才会被告知,我们的核试验将极大促进并支持这些先生们为自己所设定的此项任务。”对美英核合作持同情态度的艾森豪威尔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丘吉尔对此事的信心。
    1953年12月4-8日,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拉尼尔在百慕大会晤,三国政府首脑讨论的议题主要包括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防务集团的前景、印度支那、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朝鲜战争等问题。但在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私下会晤中,主要围绕原子能问题展开。
    美英政府首脑主要讨论的原子能问题有:首先,美英核合作问题。丘吉尔表示希望恢复战时的核合作关系,艾森豪威尔对首相的立场表示了同情,同时也表示其行动权受到法律的限制,但他承诺将采取措施使国会在1954年1月下一个会期通过《麦克马洪法》修正案。[20]
    其次,特许英国飞机运送美制原子弹与分享美国原子武器的具体信息问题。美国承诺一定数量的原子弹可以存放在英国,由英国替美国保管,一旦战争爆发时,指定归英国轰炸机使用。丘吉尔称英国正在设计新型轰炸机,但皇家空军缺乏美国原子武器的详细资料。施特劳斯表示美国核武器的重量、型号、发射特性等均属于基本的武器数据,此类信息不能向英国提供。丘吉尔坦承英国无力耗费巨资学习美国已掌握的核知识,而且美英有共同的敌人。但美方重申1946年《原子能法》禁止基本的原子武器信息交流,并认为国会不会同意消除此限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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